观察记者 夏 燕

　　最近，消费不振的话题被学者、政界和产业界屡屡提及，且被视为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障碍。其中的焦点是“中国人为 什么不花钱?”

　　中国人不花钱，或许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人没有钱花。这是居民收入不振的问题。经济增长而居民不增收的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其二，中国人不敢 花钱。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压力太重，让人不敢过分地消费，造成储蓄率过高。

　　但消费需求是否真的无法启动？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递减的人均收入增幅

　　为了考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经济学家引进了两个统计口径：“GDP”和“人均收入”。

　　前者用于描述一个国家和地区年度经济活动的总量；后者用于描述人们从他们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哪些收益。

　　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2亿元，2007年为246619亿元，增长了67.6倍，剔除物价因 素，大致增长了15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为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 .6元增长为4140元，增幅分别为大致40倍和30倍，剔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了大约9倍和不到7倍。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中国GDP的增长速度高过人们收入的增幅；其二，城镇居民的收入基数要比农村居 民高，而且增速也快。而当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其原因正是GDP的增速高过了收入的增幅。

　　过去三十年，中国在“效率”上无出其右，在“分配”问题上，虽然人们的收入也取得了长足增长，但并没有充分分 享经济效率的提升。时至今日，人们突然发现，分配问题上的这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竟然反过来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效率进 一步提高的最大障碍：内需不足。那么，超过人们收入的这部分财富究竟去了哪里？

　　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创造的财富被三部分分享：劳动者拿走工资，国家拿走税收，资本拿走利润。其中个人工资会被 统计入“收入”，资本利润中的分配给股东的部分也会被统计入“收入”，剩余部分就是税收以及资本利润中不分配的部分。

　　2007年，中国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税收总额为4.9449万亿元，再加上7584.6亿元的关税 ，国家拿走的那一块大致为5.7万亿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拿走的收入总额为11.2万亿元；在总额24.66万亿元 的GDP中，除去以上两块，剩下的资本和存货，其值为7.76万亿元。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中国人每创造100元的财富，个人能拿到的只有45.4元，23.1元流入国家财政， 31.5元变成资本和存货(其中7元流出国外，变成中国的资本输出)。

　　可是，既然GDP的增速分别高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那么收入占GDP的比例为什么还能基本保持稳定？

　　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城市化。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居民变成城镇居民，这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增幅超过了GDP的增幅。于 是，总体上就表现为人们收入占GDP的比例大体不变。

　　1978年，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82%；1988年为75%；1998年为67%；2007年为55 %。平均每年大致下降一个百分点，且呈加速度下降状态。数亿中国人从农村来到城镇，使得城镇居民总收入占全国居民总收 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35%上升到2007年的79.1%，这维持了收入占GDP之比大致稳定。

　　那么，为什么在人们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大致不变的情况下，以前没有出现“内需不足”？

　　原因在于资本积累。197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56亿元，2007年，这一数字为13.7万亿元，增 长了385倍，而同期的GDP增速为67.6倍。持续高速增长的资本积累，产生了大量的产能，这些产能最终超过了人们 的有效需求，于是产生了基于产能过剩的“内需不足”。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资本积累是由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支撑的。1978年，居民存款余额为210. 6亿元，当年的居民收入总额为1647亿元，存款余额与收入之比为12.75%；1988年，这一比值为53.5%； 1998年，该比值上升为131.5%；2007年的比值为157.1%。

　　从上述比较中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均收入的增幅在逐渐递减。即使剔除物价因素，这个结论 也基本成立。在最近的十年，这个现象尤为突出。

　　“倒金字塔”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总量翻了好几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生产率也有长足提高，但这些鲜 亮的数据却无助于改善内需，不能不令人怀疑，问题不是出在财富的产出环节，而是出现在财富的分配上。

　　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内需不振并存的悖论。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51.4%下降 到2007年的39.7%，7年之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

　　两个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同样惊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收入最高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2 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37倍，基尼系数则达到了0.4725。

　　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对扩大消费是非常不利的。

　　一个“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中，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财富，富豪们能够带动消费，但随着边际效应递减，他们对消费 的贡献会下降，并且一定低于“橄榄型”社会里中产阶级对消费的贡献。况且，一个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会 增加，有钱人会选择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国家。但对本国来说，只是黯淡的预期压制消费的又一个证明。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能避免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且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振内需就只能停留在愿望的阶段。

　　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中国存在严重的就业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首要任务，是要将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 然而，由于当前海外订单减少导致了企业破产或者减产，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减少，这对增加农民收入很不利，也让分配问题 变得更加迫切。

　　如今，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但政府和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透明度，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许多有利可图的行业 目前处于行政垄断状态，行政权力通过设置审批门槛，控制着社会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在当下的中国，一些旨在改善部分群体生活的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变化。

　　三座“大山”

　　事实上，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贡献。但正如罗素所言，因为人是有理性的 ，所以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美国的老太太早早贷款买房，中国的老太太则是攒了一辈子买房。结果，美国的老太 太住一辈子房，中国的老太太一辈子才住上房。

　　这个故事曾经蒙蔽了许多中国人，其实换个角度看，中国人确实不可以像美国人那样，因为中国人没有美国人那么富 裕。中国人的钱除了平常过日子，更重要的是救急，以及图个心里踏实。这次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证明,中国老太太的谨慎也 很值得效仿。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一辈子找钱，一辈子钱不够用。年轻人好不容易买了房，又有了小孩；小孩从幼儿园到大学 ，几十万是必须的；如果要出国，费用则更高；当然，还有许多额外的支出。

　　因此，中国人之所以要在当下坚持存钱，是由许多原因决定的。

　　当前中国正在着力解决而过去又最经常被提到的一方面是，相当部分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即社保水平 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为养老而储蓄，是 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方案。

　　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

　　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 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短，资金总量小，还有待完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虽然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 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经济压力。

　　昂贵的教育收费同样是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 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这是中国人不敢花钱的直接原因。

　　而综观近几年里中国高层提出的政策，这个原因正在逐渐得到缓解。

　　容闳的启示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两个老太太的故事，也可以得出双方在消费决策上的某种差异。

　　由于金融发达程度不同，中国人往往根据已实现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 人则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年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花，甚至到手了还有50%要留 到今后花。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年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 天的总值。

　　这样一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不仅把今年的收入 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

　　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根据“收入流”来花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收入流”加“财富存量的增值”花钱。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土地价值、房产以及其他资产价值都已实现了大幅度升值，但 中国人仍然无法更有信心地花钱，其症结就在于：市场化程度和金融的发展程度。

　　有一个关于容闳的故事。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海上坐船5个多月，终于在1855年初回到老家澳门，见 到了阔别10年的老母亲。

　　按照容闳的自述，回家后他与母亲见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告诉她我读的大学是耶鲁—美国一流大学之一，所学课 程需要4年完成，这就是我在美国呆了这么久而未能及早回国的缘故。

　　我还告诉她，我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凡获得这一学位的人被理解为一流人才。母亲带着孩子 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钱，我说它不能马上就换成钱，但它能使一个人在挣钱方面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挣得更快更 容易些。我告诉母亲说，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不过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

　　这段故事不只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意义重大，而且从根本上展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容闳的学位和学问到底值多 少钱？如今人们知道，它的价值等于容闳未来收入流的总折现值。

　　问题是，就像容闳母亲所问的，“这学位能换多少钱？”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把这笔财富变现、至少部分变现，在他 母亲看来，这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这时候的金融发达与否。金融发展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们有办法把未来的收入流提前变现，使人 力资本变成活的财富。

　　当然，由于人本身不能作抵押，必须通过用其他实物资产作抵押品，所以直接的效果是让人们变相把未来的劳动收入 证券化。

　　比如，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虽然表面上是用买的房产和汽车作抵押，但真正依靠的是未来的收入流。这种提前 消费的好处是把人力资本变活了，以不至于在年轻最能花钱、最想花钱的时候偏偏没钱花，而等老了不能花钱、也不想花钱的 时候偏偏钱又花不完。

　　不得不承认，在金融发展程度上，中国一直滞后于欧美国家。

　　直到1998年，才陆续在几十个大中城市推出住房按揭贷款及汽车贷款，缓和了城市家庭的部分储蓄压力，让消费 预算大大拓宽。但到目前，这些金融品种广大小城镇、乡镇和农村居民仍然很难享受。

　　然而，让各种资产通过证券金融品种流通起来，其效果不仅能够改善资产的变现能力，提高资产价值，金融交易本身 也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收入的增加才能不仅影响当前收入，还能提高对整个未来收入流的预期 ，产生更高的财富效应，使人们更加愿意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