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夏 燕

　　正月初四，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已是机声隆隆，员工们正铆足了劲儿加紧生产。

　　自从提出“家电下乡”后，空调的销量明显提升，作为空调配件的截止阀和四通阀订单也源源不断。2月份，禾田整 个生产订单已经全部排满，订单产品更是达到了400余万只。

　　为了及时完成订单任务，700多名回湖南、江西、安徽老家过年的员工都在初四前赶回了公司。“目前企业截止阀 、四通阀两条生产线已经全线开工。”负责人罗高成说。

　　两天后的2月1日，“家电下乡”在浙江正式启动。

　　按规定，即日起至2013年1月31日的这段时间内，本省农民只要购买纳入补贴范围的家电产品，就可以享受其 销售价格13%的财政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负担。此次纳入补贴范围的产品包括彩电、冰箱(含冰柜) 、手机、洗衣机四类，最高限价分别为2000元、2500元、1000元、2000元。

　　小家电撬动大市场

　　2008年10月16日，财政部、商务部正式下发了《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方案》，实施省份从原来的山东、河南、 四川扩张到14省市，而下乡的产品也在原有的彩电、手机、冰箱的基础上增加了洗衣机，向农民补贴资金占销售额的比例则 从试点期间的15%下调到13%。

　　中国家电协会有关人士表示，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收入有望达到300亿元以上，在家电产品出 口去年出现停滞的情况下，通过几十亿元的财政补贴就可以带动几百亿元的内需，这将是国内家电企业，特别是以往以出口为 主的家电企业能否生存的关键。

　　广州海关一份统计分析显示，2008年1月至9月，广东对美国出口的前十大类出口产品中有四类出现下降，机电 产品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陷入低迷。

　　在去年10月15日开始的秋季广交会上，海尔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尔的雪柜、冰箱出口量较2007年同期已 经下滑了15%，出口值增速放缓至10%，而全行业的出口额甚至也出现了下降。“近几个月来，海尔开始主动放弃一些可 能亏损的订单，如冰箱出口。”

　　每年的第四季度本是传统的出口销售旺季，但许多家电巨头人士都因金融海啸来袭，对出口形势并不太乐观，“09 年还可能更糟，预计寒冬将在年中出现，到2010年才有可能逐步回暖”。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电下乡对这些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某家电企业人士表示，“家电下乡由于有国家补贴可以保 持稳定的利润，而且通过招标方式的保护一些著名企业可以扩大在农村市场的份额，原来占据农村市场的一些中小品牌将逐步 退出市场竞争。”

　　对于正在成行的家电14省市“大下乡”，商务部文件则指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调 动农民购买家电的积极性。

　　因为据估计，14省市覆盖的农村人口超过4亿，如果进展顺利，将极大地启动和拉升农村市场潜在的内需。

　　更值得关注的一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目前中国农村有2.1亿多个家庭，占全国家庭总量的67.6%，农村 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并且，在农村人口中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率增加一个 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的消费需求。

　　“目前消费弹性最高的是农民，解决当前的扩大内需问题，应该先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 银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而事实上，一个拥有9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在扩大内需的全局战略架构中，都是不可忽视的 。

　　2008年末，在国务院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的政策中，第一、二、四、八、十项都提及扩大农村的内需市场。

　　牛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扩大国内 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

　　9亿人口的潜力

　　9亿多农村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中国的这一现状曾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若释 放，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显然是无法估量的。

　　然而三十一年来，中国农民的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下降到2006年最低点的9%，下降了23个 百分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的绝对量连年增长，但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却直线下降。

　　1985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53%，1996年下降到43.4%，1997年仅 为39%，1999年为38.7%。相对于70%的农村人口而言，农村消费品市场所占的份额过少，农民消费需求不足， 农村市场扩张乏力，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

　　历史地看，农民的消费能力可以从其收入一窥端倪。

　　长期以来，农民收入虽然一直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3.33比1，把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人均 实际收入差距高达5至6倍。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包干’土地资源回到农民手中，农业生产力突破性释放，中国经济出现‘黄金增长’， 第一次出现内需拉动型的快速增长。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使得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三要素离开农村，农民收入增长下 降，而农村基层政权‘撤社设乡’等改革，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有专家分析。

　　因此，要刺激消费，农民收入必须首先保证。

　　“如果农民手里没有钱，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扩大农村的消费市场，就有些类似无本之源。”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产业与 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表示。

　　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跌，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工失去工作被迫 返乡的新问题。

　　广东省潜江市劳动就业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1至10月份，全市外出就业的人员达16万多，仅在服 装行业的就有10万人。目前已登记的返乡民工3592人。劳动力回流直接导致了农民收入下降，预计全年每人比上年减少 近3000元左右。

　　而在全国，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估计，这一数字大约是20 00万左右，占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的15.3%。

　　经济本身的不景气，让返乡农民的再就业也更加困难。

　　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为此提出的三大建议是—建创业园，支持农民返乡创业；建安居工程，让农民安居乐业；支 持培训孵化，提高农民就业水平。

　　然而，要更大范围内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似乎还应该把措施放在更大的视野—即城乡统筹以及全球价格联动性越来越 强、供求市场日益一体化的大框架中去解决。

　　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凡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阶段，其背后都有一个 强大的增收“动力源”。

　　如今，这个“动力源”已经被视为一个加快非农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拓展农业劳动力战略转移的新途径，将人口负 担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的过程。

　　土地——启动内需的

　　另一把钥匙

　　2008年10月9日，为期4天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外界将其视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又一项重大变革。

　　其中，土地流转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际上对农民具有类似社保的作用。

　　时至今日，小农经济显然已非常不适应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当时，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为了打破 人民公社的那种僵化、低效率的制度，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一定程度又回到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

　　在此前提下，放宽土地政策，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八亿农民的消费力，从而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内需市场。

　　有学者甚至认为，土地改革是解决农村内需问题的关键。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发展瓶颈，出口型经济遇到空前挑战，未来拉动内需已经成为共识，如果政府大刀阔斧地实行农 村改革新政，并通过农村改革真正启动农村市场、刺激内需，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按照他们的看法，一旦允许农民出让土地使用权，农业集约经营便具备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 ，加速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刺激内需。

　　然而，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束缚重重。

　　成旭升是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的一名种植大户。

　　从2002年起，成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不仅承包村里的40亩地，还转包其他五户村民的口粮田，目前他手上的 耕地已达到90亩，一年纯收入12万多元。但这位种粮大户并没有太多的喜悦。

　　成旭升说，他和村民的转包协议是一年一签，目前正值平整土地。拿不准转包的土地会不会被要回去，他至今不敢有 太大的投资。村民之间的转包协议都很不规范，有的甚至只是口头协议。这让成旭升这样的大户很为难。

　　“转包土地只有进行长期规模经营才能见效益。如果中途要回去，先期投入的肥料、人工如何算？有的为了平整土地 、养地力，甚至停种一季，每亩累计投入高达三四百元。而每亩地一年转包费最多两百元。”

　　显然，如果中途退地，种植大户会损失很大。

　　这实际上是一种流转的风险，浙江省农业厅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一种代耕制度， 其流转的程序和合同极不规范，城市经济好时，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表面看来不易发生纠纷，但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 ，民工返乡，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甚至可能威胁到农村基层的稳定。

　　“土地承包权关系到农民的生存，是农村最大的民生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三农”问题专家曾业松希 望，通过变革，广大农民能再得到一颗定心丸。

　　在他看来，因为不熟悉法律政策、无法预知土地增值效应，许多农民对土地流转感到茫然，或是不敢把土地流转出去 ，因此需要推动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提供多种流转方式供农民选择。

　　而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农村仅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就高达20万亿元，如果18亿亩耕地使用权可流转，那么将释放 出更多财富，从而成为带动农村消费、城市化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再现“黄金增长”

　　在中国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观点里，除收入因素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同样抑制了农民消费欲望。

　　为此他建议，要通过投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农民的经济安全感和消费预期，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而据测算，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需要在未来十一年内，投入财政资金逾六万亿。虽 然需要有相当时间方能彰显效果，但它不仅是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现实选择，更是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 要选择。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一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与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关，但另一 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

　　一些已经发生的例子证明了其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

　　在挪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一直使人们充分享有着安全感。也正由于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增强广大社会成员的经济安 全感和消费预期，因而发挥着巨大的刺激消费、拉动消费需求的潜在功能。

　　有学者分析，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生产力，保证劳动力供应，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对经济 增长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

　　根据相关研究，卫生保健能够解释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增长。高收入国家30%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死亡率的降低，欧洲 国家(1970—2003年)29%—38%的GDP增长得益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俄罗斯， 人均GDP(1990—2003年)的下降，31%是由于预期寿命的降低。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重视固定资产的投资，因为它能够立刻见效；而轻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总感觉它远水解不了近渴 。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人力资本投资的严重欠缺—依赖“出口一台DVD赚取1美元”的发展模式始终赶不上发达国家。

　　因此，从长远来看，改变“见物不见人”的投资理念，把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性选择已是刻不容 缓。

　　并且，强化农民能力建设，应成为公共政策的第一目标。

　　城乡差距的本质是人能力的差距。正因为农民的能力弱，才造就了大量脆弱的产业和企业、缺乏竞争力，使农民群体 的就业极不稳定，本身难以向市民转化。而这又与农村公共服务缺乏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关 键仍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能力的提高。

　　从历次经济周期看，经济下滑对农村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短期之内，依靠农民消费扩大内需也许难以奏效，但长期 来看，若没有农民消费，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无法得到保证。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如今的农村承担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当沿海城市出现经济危机，往往可以向农村转嫁代价。

　　农民工返乡重依土地，中国经济危机或许能够实现软着陆。但只有让土地、劳动力、资金三要素净回流农村，农民真 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农村经济才能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如何撬动农村内需从来都是道难题。

　　三十年前，从农村起步的中国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黄金增长”；三十年后，在中国全力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之际，农村能否再次担当重任？

　　也许时间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