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社会稳定是首要问题”

　　“所有主题都是关于返乡农民工的，怎么能说不严重？”

　　2008年9月底，金堂县劳动局从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月报表中发现了人员流动的异常，“往年这个时候是出去，而不是回来。”金堂县劳动局劳务科科长陈华明介绍，对全县农民工的信息搜集是他们历来的重点工作。

　　作为闻名全国的劳务输出大县，金堂全县八十多万人口中，有超过18万人常年在外务工，每年直接创造了超过15亿元的劳务收入，仅在东莞厚街一镇打工的金堂人就超过了3万人，厚街也有“小金堂”之称。

　　来自县劳动局劳务开发办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5日，金堂县回乡农民工还留在农村的人数是31573人。“笼统地说是回来了五万，走了两万，还剩三万。”陈华明坦言：三万人中，县里有能力内部消化的是一万人，剩下的两万人是个问题。40%的滞留无着落人员的比例，不是小数。

　　绝大部分的打工者已经与土地绝缘，而这正是当地政府所担心的：没有了就业渠道，又不会回去种地，这些青壮年将是社会稳定的隐患。金堂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维护社会稳定是首要问题。”

　　隆盛镇丰收村村委会主任蒋宗虎最近多了一项日常工作：每天要在村里转两圈，看到返乡的农民工总要关心几句。蒋宗虎对村里的外出务工情况了如指掌：全村三千人口，出去打工的有八九百，全是壮劳力，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返乡的就有三百多人，目前还留在村里的有一百多人。“尽管还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苗头，工作得做到未雨绸缪。”

　　早在2008年12月份，在金堂县委县政府向成都市提交的“情况专报”中，就已经对“返乡潮”拟定了紧急应对措施：建立实时监测上报制度，对返乡农民工实行实时监测，建立实名信息库，一次性集中返乡20人以上的立即上报；建立企业减员预警制度，县内企业裁员20人以上或虽裁员不足20人、但裁员超过10%的，企业需暂时停产歇业10日以上的，都要提前报县劳动保障部门。

　　这与2月3日国务院针对就业工作发出的通知惊人的相似，只能说金堂早觉寒意。

　　陈华明最近的工作是完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一份数据统计，几个月来，类似的各级报表多达十几种，几乎每天都要接收到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文件，“所有主题都是关于返乡农民工的，怎么能说不严重？”

　　金堂县作为全国闻名的第一劳务大县随即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钟智勇称他接待的境内外媒体不下几十家，近日，国家发布的消息令他吃惊：2000万的农民工失业的消息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但几次陪同采访的经历让他心里也常犯嘀咕：好像也没有报道中说的严重。

　　好消息 坏消息

　　所有数字远没有他在厚街的朋友的一通电话来得有说服力。

　　直到2月8日，本地隆盛镇川富鞋厂都一直在招工，这个2007年开业的鞋面加工厂是当地效益不错的企业。当地人一度乐观的猜测是，也许经济危机还不会那么迅疾地波及内地小城。

　　肖春凤现在是这个厂的负责人，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南下东莞厚街打工，当年，她的梦想是一天挣五块钱，放工时在农田里捡过花生、偷吃过芒果。

　　2005年她因照顾小孩读书需要而返乡，由于有管理经验，在川富鞋厂开办时被请去负责。自工厂开业两年多来，所收一百来位工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年龄、家庭等各种原因返乡的农民工，而几乎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失业的返乡民工。

　　这样的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报告里被称为“回引工程”，即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现在，按照政府的设想，回引工程将着力解决滞留的一万民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本地制造业最为集中的是在金堂工业园区，其中以九龙服装工业园最为典型。这个开园不到两年、已有12家企业入驻的工业园区内，招工启事随处可见，一家制衣厂的管理人员甚至埋怨：工厂招不到人是因为政府部门没能辅助做好招工工作。

　　据陈华明介绍，这个园区能解决一万人就业，现在只接纳了5000人左右。

　　然而，这样的工作机会对向国豪并没有吸引力，“一千二三的工资没有吸引力，更关键的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的父母或许可以考虑这样的工厂。”

　　2月9日，隆盛镇川富鞋厂的负责人肖春凤接到了厂部的通知：停止招工。这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坏消息。附近高板镇的兴和鞋厂由于去年亏损达70万，春节后降了15%的工资，也走了一批熟练工。

　　对靠外出务工为主的金堂人来说，更坏的消息来自于东莞厚街。

　　厚街规模较大的力凯鞋厂，在2008年8月份在厂人数达9000多人，春节前用工人数降到了5000人左右。11月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到厂里考察，称“过来给厂子打气来了”。春节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最新预测，今年春节后将有970万外省农民工南下广东，其中约260万没有明确的工作。但广东第一季就业需求预测仅190万人，明显供过于求。

　　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甘文传向媒体透露，春节后返回广东、无明确就业目标的260万农民工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群：一部分是新入广东的农民工，约120万人；另一部分是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受金融海啸影响的失业农民工，春节后需要重新寻找工作，约140万人。

　　然而在向国豪看来，这些数字远没有他在厚街的朋友的一通电话来得有说服力：厚街的老乡称可以给他介绍一份工作。

　　变与不变

　　出去打工时，他们毅然决然离开了土地，返乡后，他们对土地依然绝缘，“想种都种不了了”。

　　与电视上金融危机的愁云惨淡相比，丰收村村里的气氛相对轻松。经历过打工历练的人们相信“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

　　蒋元江正在筹划扩充自己的养鸡场，现在是1500只鸡，他估摸着到3000只规模就能和在外打工挣的差不多了；肖光明仍然忙碌于自己的面包车运输，去年从深圳失业回来，他考了驾照跑起了运输，“暂时的，如果外面有活干，还是出去”。

　　11年前，周秀芝把蒋元琼从隆盛镇带到厚街力凯鞋厂，她一呆就是11年，11年间，她曾介绍她的丈夫、弟弟、弟妹、小姑到厂里工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都已先后返乡，弟弟在家乡办起了养鸡场，弟妹在小镇上开了个早点店，小姑在川富鞋厂上班。

　　2008年10月，37岁的蒋元琼也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请了一个月的假，和丈夫一起回乡考察，先后有过几个创业的念头，最终还是放弃了，“现在大环境不好，还是决定先等等再说”。蒋元琼独自回到了力凯鞋厂，让丈夫在家继续考察。好在还可以回来继续上班，一个月两千多元的收入毕竟是家里稳定的经济来源。

　　蒋元琼的尴尬和徘徊或许也正是东莞厚街与成都金堂的现时处境，所幸一切都还来得及。

　　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土地的态度——出去打工时，他们毅然决然离开了土地，返乡后，他们对土地依然绝缘，“想种都种不了了”。

　　与这些洒脱的农民工相比，厚街与金堂的话题更为沉重。20年间，“农民工”将东莞厚街与两千公里之外的成都金堂县紧紧联结在一起，就像一对连体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年共荣发展的蜜月期之后，这两个兄弟都将面临阵痛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广东时指出：深圳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东莞较小，原因就在于深圳较早启动了产业升级。这正是东莞在此次金融海啸中迫切深思的问题，而金堂的命运或许也将因此陡起波澜。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特约撰稿 罗川宗 发自成都、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