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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旱情已经发展。一些脆弱的麦苗已经发黄,有点处于假死状态,有的则真的死了。
2008年12月底,滑县县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河南省内以及国内的媒体也开始零星的报道,但这除了引起个别热心城里人的关注外,在农村人们感觉依旧。
很多城市里的人在网上看到,陌生的乡村里那一片片干涸的河床和农民贫困的生活,开始在网上留言,表达自己的焦虑和惊讶。
今年春节前夕,滑县政府3次下发关于抗旱浇麦的明传电报。县农业局及时出台了抗旱浇麦意见,选派了46名技术人员分包乡(镇),对农民进行培训和指导。该局领导班子成员每人分包3~4个乡(镇),对抗旱浇麦工作进行督导。
与此同时,该县通过县电视台和农业信息网等广泛宣传,指导农民抗旱浇麦,并开通了技术服务热线,24小时接受农民咨询。滑县农业局纪委书记郝广亮当时对村民们说,县农业部门将根据气温变化,指导农民适时浇灌小麦。现在气温还比较低,浇水需在上午9时至下午3时之间用井水浇灌。再停一周左右,按常理气温将逐渐回升。届时,该县将利用10~15天时间,为小麦普浇一遍返青水,确保172万亩小麦再夺丰收。
但这些来自官方的警示和指导,很快消弭在农历新年的喜庆中。
【五】
农历新年一过,村民们开始发现,自家的麦苗比想象中黄得快,他们开始着急了。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么个庞大的村落,能够用来快速灌溉的水井、水泵和引水的沟渠实在太有限了。
村长李学民除了为自家的麦田焦虑之外,村子里不断出现的纷争更让他头疼。
2月8日,他弯腰去捻了捻半青不黄的麦苗,发现有些一下子就碎掉了。那些远道而来的记者和热心人士只在乎那些新闻图片上呈现过的大块干裂的土地,很少意识到真正的干旱现实,就在这些看似发青实则枯死的麦苗身上。
李学民说,自己现在用的这口井,前段时间可是争执的策源地,几百户人家,都在抢着先灌溉,谁也不服谁,“天天吵吵,没有结果,苗子倒是枯死了不少”。
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村长最后决定,抓阄,这是中国乡村社会里最原始也最有成效的实现公平正义的方法。30年前,小岗村的农民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从底层引发了一次让后人无法忘记的田野制度变革。
12月底,麦苗黄的程度更厉害了。众人被聚在村委会的大会议室内,每个人如同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叫嚷着,呈现出无惧的姿态,围坐在村长周围,大家望着桌子上那一堆写着号码的白纸捻成的球球,神情紧张。
第一轮抓阄,有几个村民抓了靠后的号,不服,硬说是有人作弊,众人让拿出证据,那几个人憋了半天终于发现,有几个纸球球的外延染上几点微小的墨点,当即来了精神,嚷着骂着。
于是又是一番争吵。村长大喝之下让大家归于平静,决定再抓一次。
为了公平,所有的纸球都重新制作,再确定每一个球上没有半点令人生疑的痕迹后,众人再次抓阄,这一回没人再跳出来说话。
但此后的几天里,那些排在后面的村民总会跑到井口看看,然后到李学民那里吵,“井里的水不多了,等不到我用说不定就干了。”
这些村民们的质疑也并非毫无根据,这些井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开凿的,有一些年久失修,常常出现突发状况,比如井壁坍塌封了井口,又或者水线突然下降,外渗到地下别的采空的漏斗里。
滑县拥有34000多眼农业灌溉用的机井,平均每50亩地拥有一眼机井,其密度、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中国新闻周刊》从滑县官方获得的数据也显示,不光是这些水井,包括那些纵横于乡村之间的蓄水池和引水沟渠,大多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且少有整修,问题很多。
李学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磨嘴皮子来劝,同时告诉村民,大旱在即,每个人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更何况县里面也会有所动作。
有些村民哪里听劝,他们等不及县里姗姗来迟的技术支持和资金帮扶,自己聚在一起打算开挖新的井口,这又让新的矛盾不断衍生。
比如,新挖井口的选址就是一个大问题,靠近谁家的宅基地,谁家就不愿意,“谁也不愿让别人来抽自己家门口的地下水,抽空了怎么办,房子下陷了怎么办?”
“前几天,还有十几户人家在为挖井争执不下,劝不住,还僵着呢?”李学民说。
【六】
诸如此类的僵持在大旱面前实在让人头疼,这一点除了李学民,滑县的那些政府官员也感同身受。
上面拨付的抗旱款是否到了这里,作为村长李学民回答不上来,而滑县县政府的官员则表示,相关细则已经指定实施。
2月4日,正逢大年初四,滑县农技站站长魏风梅,在领导们的催促下,和同事一起走向农田“下乡调研”:持续3个多月的旱情对小麦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浇水是否可行?次日,滑县22个乡镇长们收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新年礼物”——抗旱浇麦的紧急明电。
2月5日,滑县上官镇干柳树村村长李学民,与其他村官一起,在镇政府小礼堂里聆听了镇领导的“紧急指令”,并签下来了“3天内必须将全村小麦浇灌一遍”的“军令状”。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他与其他村官一起被“警告”:如果做不到,小麦将可能减产30%。
显然,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即使日夜24小时浇水不停,这“50亩田一眼井”的现实,也无法满足所有村民的愿望。
扎堆用井伴生的矛盾层出不穷。前几天还有十几户为了打井争执不下。
这些浮世绘一般故事的背后,除了中国乡村自有的复杂民情外,县乡两级乏力的财政和基层治理能力,以及水利欠账的问题也暴露无遗。
李学民说,2003年不再交公粮,免农业税后,村镇两级的财政收入就几乎没有了,2004年国家开始实行转移支付,“我们这个村子,人均18元,这些上头拨下来的钱,包括了村干部的工资,还有不定期的应付上级来访的招待,总之是一切的费用,实在紧得很。”
在干前村,大部分情况下,无论是挖井还是修渠,都得由村委会召集,让村民集资,当然是自愿,总是很难顺利完成。“有些时候,我总是先垫上钱,然后再找各个村民去收,有时收不到,也没有办法。”李学民显得很无奈。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那些村民们重复了一万遍的对于水利设施短缺的牢骚依旧只能是牢骚,无法真正解决。
滑县的多位政府官员都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该县的财政实在紧张,比如去年全年只是2.2亿,顶不上沿海一个镇的收入。
在滑县的1020个行政村中,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
全县人均财政支出606.4元,不到河南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放在全国的水平上,仅有1/4。“如果滑县要达到全省的公共财政服务水平,需要上级补助10.8亿元,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需要补助21.5亿元。”滑县财政局副局长王绍华介绍。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投入水利设施的建设是2700万,其中县财政直接拨款不过92万,就这样,已经是出了一身大汗。”滑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蒋作良无奈地说。
“近年来,滑县的地下水位一降再降,”蒋作良说,仅2008年,该县就耗资300多万,先后8次购买黄河水,以填补本地地下水——这对于一个财政收入仅2.2亿元的“小县”而言,不是个小数目。不过旱情发飙,也对滑县偿还农业水利欠账提供了一个契机。近日国家在落实“4万亿”投资中,又悄然启动了1300亿元投资计划,其中950亿将分配给地方,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滑县接下来的计划,是加大引黄灌溉工程和“引黄补源”工程,后者是为了应付该县不断下降的地下水水位。
这一点对于干前村的村民来说深有体会,村民丁有福说,原来打井20米就见水,现在50米也不一定有水。地下水不断干涸,使得原先出水的井接连报废,令这两年河南的很多乡村感到头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