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减少、生意清淡的中小企业主、返乡的农民工、正在求职的大学生、寻找其他投资机会的煤老板，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他们都没有闲着，至少心没有闲着，在这个不知道何时能结束的经济寒冬里，他们必须努力地寻找自己的生存或财富之路。

　　剩者为王

　　“现在，坚持最重要”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广东东莞报道)

　　除夕夜，广东东莞怡丰都市广场，商业繁华地带。鲁菜馆老板梁子，满脸堆笑地站在饭店大厅，迎接来吃年夜饭的客人。晚8点，10个包房坐满，但大厅40张桌还闲着2/3。

　　对于今天的客流，梁子早有心理准备。

　　“和往年相比，今年年夜饭订得一般。”他说，到十二月廿七，10个包房才勉强订满一轮。他记得去年年夜饭，早在2007年10月就订满了两轮，17点30到19点30第一轮，19点30到21点30第二轮。甚至有个老板订了2 1点30的第三轮，和没回家过年的工人搞联欢。去年大厅也预订了一半，今年基本无人问津。

　　在世界制造业之都东莞，金融危机引发诸多行业的连锁反应，餐饮业正感知着萧瑟冬寒。

　　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和他的老婆儿子走进来。见到老客户，梁子热情地打招呼：“锦哥，新店开张，一定要通知小弟一声哟！”那个性格内敛的广东男人，拍了拍梁子的肩膀，表达了他重整旗鼓的决心。

　　不惑之年的锦哥，正处在痛苦与希望的交织中。他刚刚关闭了自己辛苦经营16年的服装加工厂，准备开个健身房。

　　锦哥对金融危机并没有太多埋怨。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引发的震荡，就像过去用簸萁颠谷子，颠下去的，多是瘪的，颗粒饱满的，终会留下来。他把企业的倒掉，归咎于整个服装加工行业的没落。而“诀别服装加工业，转投健身业”，他理解为“从夕阳产业向朝阳产业的转型”。

　　梁子将锦哥一家引向包房。

　　包房设有最低消费，从480元到1288元不等。“今年订年夜饭，有人为了省钱不订包房，这种情况，我们就给他免了最低消费，不然包房都坐不满。”梁子说，“今年情况特殊。”

　　锦哥预订的是388元年夜套餐，也不及小包最低消费，但梁子还是为他留了一间。锦哥的工厂离餐馆不远，两年多来，他一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宴客厅。梁子没有理由不对老客户特殊照顾，而且他相信锦哥的能力，觉得他很快会东山再起。

　　一个餐馆的2008生态

　　鲁菜馆所在的怡丰都市广场，紧临东莞大道，一旁是高档住宅小区中信凯旋城——2007年房价每平米一万五，2 008年掉到八九千。这个周边环境被人视作有消费潜力，因此吸引了大量商户。广场街长约300米，有六七十家商铺，其中30多家是餐馆。

　　梁子的餐馆2005年进驻，2006年打造知名度，2007年迎来了强劲客流。这个店，面积800平米，上下两层，260个餐位。“07年7月客流高峰期，天天中午、晚上排队。”梁子介绍说，“但2008年7月，别提平时中午排队了，周末晚上都很少排队。”

　　餐饮业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间接地承接着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2008年7月到12月，餐馆生意下滑严重，营业额较上半年下降了1/4。“明显感受消费群体减少，消费能力下降。”餐馆至少1个月要做一次人均消费和单张(餐桌)消费统计。2008年下半年，人均单次消费40元，比上半年下降了20元，单张(餐桌)单次消费从上半年的220元下降到200元以下。

　　“人们的消费观念变了。”梁子说，其实很多人收入没有太大变化，或者根本就没有变化。但他看到股市在跌、楼市在跌，心里恐慌，有钱也不敢花。“这种恐慌心理的蔓延，对经济的影响才是最致命的。”

　　在梁子的餐馆，稳健客户多是像锦哥那样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的工厂或公司就在怡丰都市广场周边。他们大约有2 0多人，一半是台商，行业分散，电子、印刷、家居、服装等。通常，他们一周会光顾1到3次，请客、聚餐。其中又有表现突出的10多个，成为餐馆重点关照的对象。

　　但2008年7月以来，那些稳健客户也明显减少了餐饮消费。上半年创下连续16周消费2000元以上纪录的台商陈老板，下半年两个月也消费不到2500元。他是做电子产品的，梁子猜到他工厂情况不妙。10月后，梁子曾多次看见他下小饭馆，“都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

　　有的稳健客户甚至倒掉了。12月20日，锦哥关闭了工厂。

　　从12月起，很多台商陆续返乡。有交情好的，去餐馆和梁子打招呼。“要回家了，已经6年没回去了。”12月1 8日，陈老板向梁子道别，此前他有1个多月没踏进鲁菜馆的大门。1月，做箱包的王老板也向梁子告别。他透露了厂子的经营状况：开一天，亏一天，并说年后会回来得晚一点。

　　告别的，不告而别的。餐馆客流在减少，营业额在下降。岁末，生意尤其惨淡。而在往年，年底聚餐多，生意是相当好的。2008年12月，餐馆营业额比上年下降了将近3成，从100万下降到70万。

　　即便如此，梁子的餐馆在整条街上，还算是比较好的。以前和他们不相上下的一家餐馆，从9月起干脆关掉一个厅，大约80个座位，只有周末人多的时候才开。

　　在怡丰都市广场的六七十家店铺中，1/4在转。隔壁店铺，一年转了3个老板。如今转店也相当困难。10月底，对面的食品铺子开不下去，开价6万转手，无人过问，现在降到3万5，还是没人要。店主只好咬牙经营下去，天天亏钱。

　　最惨的是一家火锅店，经营了15天就倒闭了。“他们装修就花了一个半月”。

　　那边韩国料理的老板，年前逃跑了。“中午还在营业，下午就走人了。当时20几个员工的工资没发，房租、水电也没交。”

　　在持续下行的经济环境中，梁子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餐馆。他制定一系列新的营销策略，比如亲情营销，把客人变朋友，逢年过节送礼物；开发非主流业务，在门口卖土特产；更新菜品，增加新鲜感等。

　　“现在，坚持最重要。”梁子说，“这是一个剩者为王的时代。”

　　栽倒在风暴中

　　锦哥关厂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机器设备。价值200万的机器设备，卖了10多万，废铁价。“谁要这些设备啊？现在没有人愿意做这一行，只有收垃圾的要。”他以16年的从业经历判断：服装加工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锦哥的工厂，做牛仔裤生产加工，主要出口美国、欧洲、日本，也承接内地和香港品牌。

　　他做的最后一单，是1万件发往美国的牛仔裤。这一单，他能挣1?2万元。

　　当月，他拿出10万元发工资。当时工厂只有60多个工人，不及四年前工人数量的1/5。有人走的时候问他：“ 来年还做不做？”锦哥说：“可能不做了，你先把东西拿走。”他始终没有宣布工厂倒闭。

　　他提前终止了房屋租赁合同。他的2000平米厂房，是向当地居委会租的，月租金2.6万。2000年签合同时，约定租期10年。如今不得不提前2年归还。

　　锦哥是在苦撑一年后才关闭工厂的。

　　2007年末，他已开始考虑转行。“如果不是做了10多年，在情感上难以割舍，我07年就给它关闭了”。那时，金融危机已经在锦哥的订单上出现了反应，“年尾较年头，订单减少了10％。”

　　订单减少，利润空间又被挤压得厉害，“有时候做单也是亏”。2007年10月，锦哥给香港某知名品牌做了2单 2万多条牛仔裤，领教到恶性竞争之苦。该品牌在网上竞标，以5毛之差拉开档位。锦哥以单价39.5元竞下2单。

　　“我的预算是打平，并不打算赚钱。”锦哥说，当时厂里还有150多个工人，不能没事做。但竞价时，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结果一条裤子亏3块，2万多条裤子，亏了6万多。

　　2007年全年，锦哥亏了差不多50万。但他还想再坚持一年。“那时候有很多服装加工厂倒闭，我以为撑下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结果一个金融风暴打过来，很厉害，烦死人了。”

　　2008年3月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美、欧、日，连续几个月，很少有单过来。以往，1个月至少接 2?3万件牛仔裤。”订单艰难伴随全年，直到关厂未见太大起色。“以为08会‘发发’，结果，亏了80万。”

　　和订单相比，汇率的影响并不严重。服装加工业，一个单从报价，到做板，到生产，最后到收钱，历时差不多半年。期间汇率变动大。“但我们可以预防，跟客人谈好，调低2?3个点。”比如2008年初和客户谈单价时，当时汇率是7. 2，但按7.0签合同，最后收钱时，汇率是6.8，“赚不多，但不用亏。”

　　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给锦哥增加了不少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东莞市工人月最低工资从690元上调到770元，锦哥给每个工人上调了保底工资，平均涨幅20％。

　　他同时增加了社保投入，“过去只有一个意外伤害险，社保只保了15％。现在要求100％社保，我们保了60％。那些不愿意保的，在写了自愿放弃投保的保证书后，可以不参保。”

　　这样，在锦哥的工厂，总体成本增加了3％，使他们原本10％的利润，缩减到7％。“服装加工，已无利可图。” 他说。

　　“还要小心踩到地雷！”锦哥担心的是违法成本。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锦哥明显感觉“工人变厉害了”，“现在我做得有一点不对，工人就要把我告到劳动局。”他说，劳动局门口站着很多律师，等着给工人出头。

　　亏本，关厂。在金融风暴中应声倒掉，但锦哥认为罪魁不在金融风暴，而在整个服装加工行业的没落。他以自己16 年的从业经历，窥视这个行业的起伏趋势：1992?2001年，发展期；2002?2004年，高峰期，当时他有30 0多工人；2005?2006年，退潮期，“赚不到钱，但不用亏”；2007年，转折点；2008年，生死劫。

　　忍痛与过去作别

　　“招不到工。”2007年，锦哥已经感觉到这个行业对工人失去吸引力。“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一行。”3月，工厂还有120多人。但到7月，只剩下80来人。工人流失严重。

　　对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劳动力短缺是最致命的。

　　“其实那个时候，单还可以，10万的订单也有，但就是人手不够。”有时候，为了赶活，锦哥不得不高价请散工。

　　散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愿进厂，而是外面跑厂，专等着老板人手不够的时候来叫。急用的价格是平时的1倍。近年，在“民工荒”的东莞，打散工俨然成为一个很吃香的行业。

　　锦哥曾经请过10个散工，码牛仔裤后腰部位的一道缝。那个月，每个散工拿走了5000多块钱。“但赶工的时候，顾不了这些。”

　　“现在，我打个电话也可以拿到单做，但人手太少。”关厂前，锦哥只剩下60多个工人。一个月的房租、水电费，加在一起近3万。做一条裤子挣1?2块钱。1个月要做3万多条才可以保本。但因为人手太少，1个月只能做1万多条，根本回不了本。

　　工资并不是招工难的主要原因。2007年6月，锦哥开出1000元保底工资，找一个熟手工人，都招不来。“我们厂的工人，有事做的时候，基本都能拿到2000多。而且包吃包住。待遇不低吧。”

　　“但他们工时较长，一般晚上要加班”。锦哥认为，工时长、工作累，可能是这个行业失去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现在内地开了很多服装加工厂，分流了以往集中在广东服装加工业的劳动力。锦哥认识一个江西人，在广东打了10年工，然后回江西自己开厂，很多当地人就近就业。“服装加工业在内地中西部，或许还有一段发展时期。”锦哥说，反正广东不行了。

　　这个时候被淘汰，锦哥认为不是自己倒霉，而是大势所趋。“服装加工业，门槛低，一般会选择在穷地方落户，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现在，锦哥的一个香港朋友已经去柬埔寨建厂了。“在那边，工人月工资换算成人民币只要500?600 元。在东莞，1000多块找不到人。”

　　遵从趋势，是聪明人的做事方法。“现在有机会转，就转了。”回想起这10多年做服装加工生意，锦哥感觉压力很大。“担心没单，有单担心赶不出活，出了货又担心质量，检查完了又担心收钱。一个轮回接着一个轮回。”

　　这一个多月，锦哥对东莞健身行业做了调查，发现周末80％?90％的羽毛球馆都是满的。他认定这是一个朝阳产业。“而且相对轻松啊，每天推开门就能看见生意，不用提心吊胆。”

　　年夜饭上，锦哥的儿子祝愿他“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二次创业成功！”这句话触动了他。

　　锦哥正忍痛与他的过去告别，他感觉这座城市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