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看待“逼”的力量

　　石国亮

　　2008 年12月12日至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辽宁考察工作时讲，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要学会在危机中捕捉商机。这就启发我们，在改革开放正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善于从历史的反思中保持觉醒，善于探寻那些隐藏在“逼”的表象下面的变革力量，学习并继承开拓者的勇气，化危机为机遇，那么我们对当下的一些问题就不会感到突兀和茫然，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也会有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有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女作家谌容在小说《减去十岁》里写到，根据上级指示，全国人民一律在档案中减去从“1966—1976”这十年，全部年轻十岁，所有人都找回了失去的时间。虚构的情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而“时间焦虑”的背后，是中国与世界潮流的“时差”，是人们对改变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急切心态。这种“时间焦虑”，说得也是“逼”的效果。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仅有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逼”并不必然推导出改革开放常识的回归。这正如1900年代初的中国，面对外部列强侵略和内部积贫积弱的双重“逼”，却并没有带来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振兴一样。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逼”的力量，变不利为有利。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探寻“逼”的表象下的变革力量

　　——“逼迫机制”解析

　　从个体及组织的成长规律来看，“逆境”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许多成就都是被“逼”出来的

　　邹东涛

　　在金融海啸肆虐之时，“危机”和“倒逼”成为新年伊始的流行语。曾经对我们的体制改革产生过正面效应的逼迫机制，在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将再度发挥作用，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民族复兴梦想。

　　逆境“逼”出来的巨大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稳操胜券、取得巨大成功，既有“一刚多柔”、“刚柔相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组合”的改革之道，也有饥饿、低效、困境中 “逼迫机制”产生急中生智的倒逼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是依据传统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改革实践中“逼”出来的，是对中国实践经验深刻总结的结果。

　　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原始起因来说，首先是由农民的贫穷逼出来的。农民整体上的长期贫穷必定生乱。改革伊始，中央自觉地、正确地把农村改革作为起点。但开始怎样改，中央虽没有拿出明确的、具体的方案，但“分田单干”还是一条绝对的红线。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户农民在揭不开锅的情况下，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死亡之约”搞起了“分田包产到户”。一个小小的小岗村，在中央、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逼迫”出来一个影响全国的大体制，最终被党中央国务院承认，成就了偌大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途径。农村改革的“逼迫”，逼出了普遍的农村新体制，逼出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国营企业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促使领导人“穷则思变”，解开捆绑国企的“绳子”。到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只及1965年的一半，1/3的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到73亿元。继1978年10月四川省领导层提出先行解开高度集权、捆绑企业自主经营的“绳子”之后，中央出台五个扩权文件、“打破大锅饭”、“砸破铁饭碗”、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国有企业改革在渐进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提高。

　　“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涌回城市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逼迫”当时的城市管理者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网开一面。1979年“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成为城市的头号社会问题。现实问题迫使决策者突破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广开就业门路。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主们促进了经济发展，繁荣了市场，增进了社会财富，“倒逼”决策层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台“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平等保护”，“倒逼”出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半壁天下。

　　改革开放30年，逼迫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不断变化和深化，方式不断更新和提高。比如，宏观调控倒逼产业结构调整“步步高”，要素制约倒逼增长方式加快转变，资源集约利用倒逼循环经济加速发展，微利时代到来倒逼加速自主创新，市场机制作用倒逼政府职能转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发展也产生了一种“逼迫机制”。当国有企业改不动时，则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强非公制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成为公有有制和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逼迫公有制和国有制必须加快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