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的multiversity一词，据说是克尔自创的说法，曾在中文里被译为巨型大学、多科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甚至是综集大学，似乎都还嫌不够到位。不过，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这不是更加礼崩乐坏，更加杂乱无序，更加不成体统了么？只要愿意，你当然也有理由这么说。然而你同样要留意，明摆着的另一面却又是，就在它们焚琴煮鹤地舍弃了如此可爱的“鱼”的同时，务求实用效果的当代美国大学，偏又令人艳羡地抓到了如此可欲的“熊掌”！让我们再来听听每年公布的诺贝尔奖名单，查查每年发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数数拥有各个学科之顶尖教授的数量，看看过江之鲫一般排在使馆前等待签证的留美预备生，瞧瞧美国名牌大学所能提供的校园、设备和待遇……，又有哪一样不让别国的大学校长眼红得出血？由此你总应该平心地承认，哪怕所有这些成功都有局限，所有这些获得都要付出代价，但成功终归还要属于成功罢？

　　再来盘点一下如此令人目眩的变迁。克尔笔下那个与传统指向渐行渐远的钟摆，大约是划出了这样的偏转弧线：

　　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

　　学生究竟应当被教导成完人——还是被培训成技术性专才？

　　范围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识——还是锁定在偏科发展？

　　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效果——还是承揽科研项目的数目？

　　教授地位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

　　氛围究竟应当尽量超脱——还是鼓励功利与实用？

　　校园究竟应当单纯而寂静——还是显得嘈杂而活跃？

　　规模究竟应当有所控制——还是能发展多大就多大？

　　学校究竟属于有机社群——还是杂糅而成的知识集市？

　　大学究竟应当尽量自治——还是密切联系国家与财团？

　　办学究竟突出科技发明——还是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

　　教师应像个探索型的学究——还是管理型的知识老板？

　　校长应做个学术人格的楷模——还是掌管知识机器的官僚？

　　应该基于理念去因应外部变化——还是根据外部变化来调适理念？

　　有趣的是，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这些变化，他们总有可能发现，其实这种似曾相识的滑落，正是每天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的确，我在这里也很愿意坦率地承认：诸如此类的归纳总结，也不光是阅读和出访的结果，还同样参验了切近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召唤“大学理念”的呼声向来都未绝于耳，然而中国大学的实际发展轨迹，却偏偏是朝着这个老鼠过街的方向伸延的！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由此，西方的大学从它的英国模式，一变而为德国模式，再变而为美国模式，并且步步进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国家拷贝它，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征兆之一，本身就相当符合现代生活的自身逻辑。如果在由现代消费激发出来的无边物欲的推动下，知识仅仅被看做一种力量，而且科技知识则又被看做第一生产力，那么，大学作为知识的重镇就势必要被转化成这种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只要现代性的生活形式继续在主宰我们，传统的大学形式就势必会被不断地突破，直到它发展为美国式的巨型大学，乃至比这种巨型大学还要庞杂的、更加无以名之的大学，以便能够装填入新的能量、呼唤出新的产出，哪怕大学的肚子终将因为过多地吞噬而被撑破！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在我看来，在当下的紧迫国际情势下，既然也只有指望在现代化的急行军中，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整合力量，来既发展大学本身的事业，也转而反馈出更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它的顶尖大学——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变形再变形，即使这种蜕变的历程充满阵痛和争议。由此说来，对于当今大学的实际操作者而言，与其去设定一个明知不能实现的空洞目标，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向公众讲明：至少从这个历史时期来看，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苦痛。

　　(四)

　　不妨再来看看所谓“一流大学”这个流行的概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比尔·雷丁斯在其所著《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中，充满洞见地对“一流大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揭示。

　　跟克尔笔下那头惹得人人生厌的巨怪(所谓“巨型大学”)不同，人们或许要问，怎么“一流大学”又招谁惹谁了？瞧我们现在，校方不正是在把“争创一流”当做军令状么？部里不正是把“是否入流”当做验查标准么？

　　原来，按照雷丁斯的说法，在一切坚固之物皆已烟消云散的今天，“一流”这个空洞的说法之所以会被推行为普遍的标准，逼使各大学乃至各系科都争相向它靠拢，恰恰是因为这个标准，掏开一看根本就是空空如也的！“一流不是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一个尺度，它的意义依附于其他事物。用一流飞机的标准评价一只一流的小船，这小船就称不上一流。所以，说一流是个标准就等于说，委员会决不会出台用于评价的标准”。

　　雷丁斯还形容说，“一流”这样一个空洞的能指，在一个封闭的范围里实际起到了货币单位的作用。这便使我们领悟到，惟其当一个验查标准的内涵趋于无穷小时，它的外延才可能趋于无穷大，才有可能囊括天下万物，从而在林林总总的本国大学之间，进而在更加千差万别的各国大学之间，建立起抽象的虚拟的量化可比性。由此就干脆让我们满足一下好奇心吧：看看如此煎熬各国校长的大学排名，到底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 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 12%，声望占20%。

　　然而，如此机械死板的“通分”方式，或者说，如此诱惑人们去大做表面文章的量化标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顾到各大学的实际长短呢？比如，考虑到当今图书市场和答辩会场的种种病态，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所大学新近购置的图书大多都是印刷垃圾怎么办？如果一所大学由于片面追求教师的 “博士率”而招纳了大量的庸才又怎么办？再比如，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应该下课？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当代的大学究竟何以沦落至此呢？按照雷丁斯的逻辑，似乎并不难于料想，他大概会沿着其独特的理路——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现在的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这一“大学三段论”去追根溯源，把大学衰败的原因归咎于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式微。

　　这样的判断固然有作者的观察作为支撑，他也明确提示过自己观察范围的局限性(“我关注的是西方某种关于大学的观念”)。可即使这样，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一句：雷丁斯肯定是没能把中国的情况考虑在内！事实上，正如中国体育界刚刚震惊世界的“金牌战略”一样，同样在“争创一流”的中国大学教育，其表现刚好跟雷丁斯的概括擦肩而过：反而是民族国家整合能力的加强——而非它的衰落——才会作为难以抗拒的动力，来强力推行“一流大学”的模式，并就此催生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数据报表来，而且还通过这种势必要忽略内容差异的量化形式，来加速涤除各个学校在历史中形成的任何特色或特长。

　　(五)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作为一位教授，特别是一位人文学科的教授，尽管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我还要再重申一下个人的关切要点。大学功能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在步入大学之后，除了有可能被精神的向度所感召，当然也有可能被其他东西所干扰。而在所有的干扰之中，又有两种丛林原则最容易遮蔽住梦想，其一是学院政治，其二是学院经济。意识到这种严酷的现实，那当然不是什么罪过，它还有可能帮你在并非天堂的环境中，活得更清醒更踏实。不过，要是你由此就误以为，其实大学机构的全部意义，也都大抵不出此类政治或经济活动，那你就注定要买椟还珠，注定要白来大学一遭，注定要虚掷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之所以要设计和维护大学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毕竟还是因为人类自有其精神的追求，所以说到底，只要大学还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无的盲肠，那么它与其说是在受到丛林原则的无情制约，倒不如说它是在残酷的丛林中仍然坚持维护着人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