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家各领风骚的名人当中，钱穆和钱伟长是一对亲叔侄。1912年10月，钱穆的长兄钱挚添了一个儿子，他让弟弟取名，钱穆便取了“钱伟长”之名。在钱伟长的记忆中，和叔叔们一起读书、玩乐的时光最是难忘，他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幼年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熏陶……一到晚饭后，每天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钱穆)善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婶母和弟妹都围坐欣赏，经常有邻居旁听。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要洁身自好，刻苦自励……”

　　1928年夏秋之交，钱穆的结发妻子因难产而死，孩子也未能保住。钱挚赶回家中帮忙料理后事，却因劳累过度，也撒手人寰。短短两个月，钱穆遭受了三丧之痛。此时，钱伟长还是16岁的少年，钱穆怀念长兄，对这个侄儿的生活起居、读书学习，也就格外关心。1984年，在分隔于两岸几十年后，钱伟长终于在香港见到了90岁高龄的叔叔钱穆。

　　无锡钱氏有句俗话：“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七房桥和七尺场，同宗不同支。当时，居住在七尺场的钱氏，也出了一个国学名人钱基博，和钱穆是宗兄弟。他的儿子就是钱钟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儿子钱钟书。钱钟书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一字未改。就这样，冠名钱基博的《国学概论》序言，竟出自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让人拍案叫绝。1948年后，钱穆辗转于香港、美国，并在1967年定居台湾，从此和家人隔绝于海峡两岸。1985年，钱钟书向钱穆发去了一封私人信件：“契阔暌违，忽五十载……旧国旧乡，望之畅然，而况于闻闻见见，庄生至言，当蒙忻许，渴盼惠来。”钱钟书盼望有生之年和钱穆再次相聚的情感，跃然纸上。可惜当时两岸隔绝，钱穆未能成行。

　　1990年钱穆在台北病逝，遗愿“身后归家”。其遗孀胡美琦专程回到大陆，在幼女钱辉夫妇和侄儿钱伟长夫妇的陪同下，花了一星期时间“找地”。最初，他们去了无锡马山，在那里眺望太湖，天水一色。胡美琦对钱辉说：“这里固然好，却富帝王之气，你父亲只是个读书人，恐不适合。”接着，到了离七房桥不远的鸿山，这里有吴泰伯墓、梁鸿墓、孟光墓。胡美琦说：“鸿山虽好，却有古迹，你父亲怎能占去一席之地呢？”最后到了苏州吴县的西山，胡美琦才欣喜道：“此处临近太湖，与你父亲台湾住所外的风景相似。”墓地就这样选定。1992年1月9日，钱穆骨灰归葬西山。

　　钱穆去世了，但钱穆一脉的精神仍在。钱行说：“至今，我们家的孩子只要是考到国外去，都会获得继母赠送的一笔‘启动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