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避讳“人治”。他认为，在西部地区，地方官员更要强势、精英，善于综合运用人治、法治与文治，是谓“三明治”政府。

　　看到州政府对面的妇科医院立起了一块又大又红的广告牌，罗崇敏让马上撤下，他说了三点理由：“一，党委政府门前，刺眼大字，是对心理健康的冲击；二，医院房子那么小，字那么大，不协调；三，医院应尽量用绿色、蓝色，红色会让病人浮躁。”

　　有人显然不认同上述说法：“广告又没违反什么法规，凭什么干涉？开始不说，建起来又要拆，而且是花了几万块钱才立起来的。”

　　广告牌最终被拿下了。罗很强硬，“我说必须下掉，政府补钱也要下，管理失误。向医院解释，这是大家的城市，规划有基本要求。”

　　“我更愿意说西部发展需要‘强政府’而不是‘大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要缩短中东西部的差距，很难。”

　　这种强势也表现在了户籍改革上。2006年，红河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只要你有份工作，且在城市有居住地，你就可以在城市落户；反之城市迁往农村亦然。

　　户籍改革不仅是一个制度变化，还需资金的投入。州委政策研究室论证后认为，涉及的社保、医保、低保、计划生育政策等配套措施，若一并跟进，每年需要投入20亿元。但当年，红河州年收入96亿，可由地方自由支配的金额不及20亿。

　　“我不同意静态的算账，怎么会需要20亿呢？关键在于机制设计，不能光是政府掏钱。比如，孩子读书，迁到城市后享受城市待遇，但你本人要交钱。后来政府基本没有拿钱。”

　　全州人口在改革当年流动了一万多人，次年迅速回落。从弥勒农村迁居到建水县的李翠苗(化名)现今有些后悔，在城里，她生活、看病、住房的成本比在农村高得多，但在福利上，她还是一个农村人。明年，她打算把孩子留在建水上学，回家继续务农。她的丈夫曾经去找过州民政局，要求办理城市低保。对方答复，“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而个旧市一名副市长却觉得，“罗崇敏5年多的7项改革中，比较适合这个土壤而不是超前的就是户籍制度改革”，“至少在红河州之间，城市对农村的歧视没有那么大了”。

　　“身份”风波

　　对于罗崇敏个性鲜明的施政，当地官员最初曾有议论：书记是不是想剑走偏锋，博一把政治前途？“但接下来罗的作为让人颇不好解释：要博，他只需掀起一场风暴，再找媒体‘配合’一下，就可收场，没必要大刀阔斧连续地‘折腾’。”红河一位干部说。

　　在罗崇敏的“折腾”中，医改是争议最大的改革之一。

　　他的思路方向很明确：官退民进，让市场运作逻辑刺激资源整合，效益盘活。

　　作为全州改革的试点，弥勒县人民医院改称“弥勒县有限责任医院”，由全员职工持股。弥勒试点一年后，全州23所县级以上医院只有4所保持国有独资。

　　矛盾的焦点集中于“身份”改变上，即全州医务人员的身份由“单位人”改为了“社会人”；医院不再按编制招人，而是根据实际需求聘用。

　　弥勒医院一名外科医生说：“一个县领导当时打了个比喻，社会人就像美国的总统，不想干了就辞职，下台后立马得搬出白宫，爱干嘛干嘛。”大多数人当时的考量是，改革后，“个人努力决定收入”，且自由总比不自由好；再者，领导说其他“单位人”，包括国家公务员将来都要变为社会人，“干嘛不改？”

　　但改后不久，大家发现，虽然月薪比以前高了，但社保体系为“社会人”提供的退休金远低于有国家保障的“单位人”。改革前，弥勒县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副处级待遇，退休后每月可领三千多元，改革后按照现行政策退休时，他的退休金“缩水”为一千多元。

　　这项改革随着罗崇敏离任在事实上开始复原。建水县一名退休医生感慨，怎么改都好，就是别碰大家的身份，除非你把国家主席的身份也置换为“社会人”了，那我们没话说。

　　改革又一次显露出与大系统的“对接”问题。个旧市一名官员也认为，推不下去不完全是资金的问题，而是大环境的问题。红河改革了，跟别的地方一比较，大家心理就不平衡，都抵触改革。大环境不改革，局部改革了，但是跟大环境对接不了。

　　罗崇敏却看到的是改革本身的价值，“改革总有利益受损者，不能光听反对的声音，更要看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对 接

　　对接困境在传媒改革上更为突出，而这一项也显示出罗崇敏的改革比别的官员走得更远的决心。

　　成立红河传媒集团是红河文化改革中的一项。2006年，罗崇敏沿着市场化的思路，将《红河日报》、红河电视台、红河电台合并为红河传媒集团，集团所有员工的身份都置换为“社会人”，完全采用公司化运作，宣传导向由宣传部全面监管。

　　红河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丽萍充分感受到了“罗崇敏速度”，从接到通知要兼任集团总裁，到筹办集团剪彩活动，只有两天时间。在这两天，她必须租好集团的办公场地、购置办公用品、完成必要装潢、联系媒体、布置剪彩会场。

　　当她通宵赶工完成任务，到州工商局申请将集团注册为企业时，却被告知，三家媒体必须取消原来的事业代码，方可注册，“国内其他传媒集团都没有这样干的，都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王丽萍向罗崇敏报告。罗很不理解，为什么人家可以叫传媒集团，我们不可以？“我说，那是因为人家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你的改革思路是完全企业化。”王丽萍说，要么就不要工商注册了吧？其他传媒集团不改性质，照样可以充分市场化啊。

　　罗崇敏不同意，亲自出马“逼”着工商局局长“特事特办”。

　　他有他的考量，传媒集团成为企业，向外发展空间更大，“要改，就从体制上一步到位地改！”

　　但在中国，新闻媒体完全成为一个企业，是不行的。“我卖一辆二手车，还要向国资委汇报，我这算什么企业呢？这点是罗书记改也改不了的。”传媒集团的一位高层说。然而他也承认传媒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现在我们推出了都市报，这在没有成立集团前是不可能做到的。去年的收入增加了35%，而2006年只有6%。”

　　同样推行了身份改革的红河传媒集团的员工们可以在不同媒体之间自由“转会”，他们觉得“很有奔头”。其时，李恩阔已就任传媒集团部长、《红河日报》常务副主编，他手下的年轻人甚至不理解医院的抗议，“他们说，自由和前途是最重要的。”但李恩阔清楚，集团里肯定有人“不爽”，按常理，日报的高层都有转仕途、做县长的机会，取消行政级别后，“这条路今后就窄了”。

　　李恩阔一直随身带着两套名片，“对内用新的，对外用旧的”。一次，他到外省参加日报总编辑会议，接待方得知他是一个传媒集团的部长，有些为难，“你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已经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他只好说是《红河日报》常务副主编，接待者恍然大悟，“那您是副处级，请坐那边。”

　　“我也还保留着两套公章。在台面上，我是宣传部副部长，集团总裁；在业务洽谈时，我是日报、电台、电视台的法定代表人。”王丽萍说，“这听起来是很怪，但实在没有更恰当的叫法，罗书记的想法太新，新得让人来不及命名。”

　　对接问题很艰难。“罗书记的角度来讲他不知道，他想的是大步往前走，一步到位。用产业来养活自己。”传媒集团一名副总裁工作调往昆明，在办手续时遇到极大麻烦。由于他已取消公务员身份，不得不从县、州到省组织部、宣传部、人事部，逐级上报递材料，奔波了3个多月。

　　罗崇敏始终否认自己在建“乌托邦”，“改革不超前、不创新，算什么改革？”

　　而赞同或反对罗崇敏改革的人都同意一句话，他干了本不是一个州委书记干的事情。

　　离开与留下

　　对于离开一年多的红河，罗崇敏一方面强调自己不留恋过去，“留恋意味着衰老”，时常却又忍不住问，红河的乡下现在还像不像以前那样干净？

　　他曾致信中央，建议农村发展应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其中包括建立有序推进农民迁徙自由的体制，并因接到中央领导的回电而感到欣慰，“说明中央对地方改革官员还是肯定、宽容的”。

　　红河的百姓及罗崇敏的新老同事对这名具有浓厚理想主义与个人色彩的官员也充满了复杂之情。

　　2007年红河州换届选举，五十多名州委委员参与投票，其中有五六个人给罗崇敏投了反对票，知情者透露，这样的反对票在历届换届中不多见。“但也正常，因为那么多项超前的改革，没有引起争议才是不正常。”罗崇敏身边的人说。

　　两件事让红河的百姓对这位前州委书记印象深刻，一是医院的院长改叫董事长了，但看病难的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二是建好的红河大道、文化广场开始让他们感到舒适与自豪，许多外地的新人甚至慕名来拍婚纱照。

　　新城市人李翠苗尽管仍决定返乡，但孩子能留在城里享用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又让她感到安慰。

　　弥勒县有限责任医院董事长向全体员工做出承诺，退休后“单位人”与“社会人”之间待遇的差额，由医院承担，从而赢得了民心，且保住了改革的成果，但他也开始更揪心医院的效益与“非营利性质”之间的平衡。

　　红河州被罗崇敏骂惯了的官员欣喜地发现，新领导对他们的工作效率很欣赏，常说，“怎么会有那么好用的班子。”

　　红河州纪委书记温剑在报纸上看到，老书记新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又马不停蹄力主改革，其中一项，55岁以上处级干部一律卸任。他隐隐担忧，“这又会得罪很多人，何必呢？”

　　罗崇敏听说了，不置可否，“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他请教育厅的老干部们吃了一餐饭，饭桌上，数十位55岁以上的处级官员拿到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西服，颇受感动。

　　一位熟知他的红河官员分析他的从政轨迹及升迁速度，“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官员，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官员，一个没有可复制性的官员。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力主改革的地方官员在中国官场的生存空间与命运。但显然，他绝不算是一个悲剧性的官员。”

　　(云南信息报张晓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