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飞跃”的背后，却是利益的重构，争论也就此而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争论尤其多起来。

　　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茶叙之时，权威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30年来，争论从未停止。

　　最早的争论，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反冤假错案、小岗村分地、成立特区、个体户涌现等问题，都曾引起不同的看法。约10年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之争也一度尘嚣直上，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通过“九二南巡”，发表“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讲话，基本平息了第二次争论。

　　就在那次争论中，邓小平的一番话值得铭记：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在邓小平在世之时，‘左’不太敢冒头。但在邓小平去世之后，不同的意见又开始多了起来”。一位中央党校教授说。

　　矛盾的激化，源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1年在中央党校的“七一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首次提出，对于“左”而言，让“无产阶级先锋队”去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允许资本家入党，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某副部级离休干部曾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提出质疑。而在江泽民“七一讲话”前后，有两本刊物——亦多次发表偏“左”的过激言论。

　　随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临近，按照《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马立诚的说法，一场“改革开放搞错了吗”的争论又开始风生水起，其中，来自于“左”的攻击，主要表现在4个“旋风”和两份“万言书”上。

　　所谓4个“旋风”，基本发生在2004年到2006年间，分别就国企改革、学术研究、物权法和政治立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一些言辞，显得过于激烈。

　　4个“旋风”所到之处，事后看来，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折腾”的效果。物权法起草者就曾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仅因为针对“物权法”的一阵旋风，这部有“市场经济基石”之称的法律，就起码晚出台了一年之久。

　　而在4个“旋风”中间，2005年“五一”，部分人上书中央，对当年年初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提出质疑。参与了签名的人认为，“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而在2007年年初，也曾有人手持全国工商联发布的国有、民营经济数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出了“忧心忡忡”的态度，“民营经济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现在已经突破了70%，这还得了”？

　　对此，中央曾经做出鲜明的回应。2006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分组审议之时表示，“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早在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前后，由于争论日益激烈，中央已经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道理明摆着，如果理论上不取得新的成果，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一套上，‘左’很容易搬出经典理论来把你驳倒”。王长江说。

　　进入2007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研究，已经到了收尾的程度。秋天，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这个时候，再回头来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的‘与时俱进’这一说法，就会更为清楚这一历史进程的演变”。一位中央党校教授说。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度强调“改革毫不动摇”，而到了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这一表述变得更为朴素：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