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黄明中回忆，“惩治集体腐败”这个命题，早在2007年底就提出来了。在当时市纪委的一次案情讨论会上，刘剑英有感于“某些单位整个班子都出问题了”，要求班子成员研讨“如何惩治集体腐败”。

　　黄明中说：“按法律，贪污几千元就可以判刑，如果以集体的名义私分，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但往往难以追究”

　　而且集体腐败具有组织性、预谋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调查中障碍重重。

　　刘剑英认为，在我国以往的执纪实践中，集体腐败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查处个人腐败，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可循，处理结果往往也能落到实处，但处理集体腐败案，特别是违反财务纪律的案件时，往往是从轻发落，最后不了了之。”

　　集体腐败案中往往形成利益共同体，难以打破。“人人违纪，人人分享利益，相互捆绑，新来的领导如果想纠正，就会触犯集体内大部分人的利益，势必重重受阻。”

　　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直言不讳：“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那就是集体腐败。”他建议，在修订刑法时，应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

　　目前，常德市已下发“关于惩防集体腐败”的纲领性意见。这也是全国纪检系统的第一个针对遏制集体腐败的地方《意见》。

　　将腐败的领导班子“一锅端”

　　惩治“集体腐败”的终极杀招，是将腐败的领导班子“一锅端”。看似快刀斩乱麻，但也存在隐忧---一旦制度化，纪委权力将迅速膨胀，是否又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其实早在2007年9月，在刘剑英的主导下，常德市纪委悄然试行了一项改革。改革以纪委权力重新配置为核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是将本来由纪委常委会讨论、关键时刻由纪委书记拍板的案件定性量纪的审理，交由纪委全委会决议。

　　随后，在对一名违纪女官员处理意见的讨论会上，常德市纪委31名委员全部列席，此举使拥有表决权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

　　出于谨慎，这项改革一直处于试行状态，而在惩治“集体腐败”成为公众焦点时，人们发现，这项当权者“自废权力”的民主化改革，与惩治“集体腐败”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

　　刘剑英并未对这个猜想正面回应。在熟悉他的人看来，这位纪检官员，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有个性强硬的一面，也有谨慎低调的一面。

　　“集体腐败的本质是‘利益集团’作祟，是党内腐败分子对人民利益、执政党根基的侵蚀，也是对权力的颠覆。”刘剑英直言，“不触动集体腐败者的利益，也就谈不上反腐。”

　　冯少斌提供了一个细节：9月下旬，他去北戴河参加中纪委组织的案件审理工作培训班。在讨论中，冯借调转台党支部案件，向中纪委案件审理室有关负责人建议，在查处集体腐败案中，对于涉案党支部的处分尚无具体的操作办法，应予重视。这一经验和观点，得到与会大多数纪委代表的响应和认同。

　　本刊记者了解到，常德纪委已开始在市财政局、法院、卫生系统等要害单位进行试点，引入党风监督员、“一把手”监管等机制，探索预防和惩治“集体腐败”的制度化。

　　此外，常德纪委还整合了资源。在澧县，20个县直派驻机构的“人财物”，由县纪委统一管理。在常德市卫生教育几大部门，实行派驻机构集中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