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作为一名体制外的民间反腐人士，王坦言，在他接触的同事和朋友中，大多都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褒扬和支持。王开玩笑说：“同事知道我为了这些报告花费了不少心力和资金，每到吃饭买单的时候，人家都抢着买”。

　　“做这份报告，是我自发的一项研究。此前我从没看过任何参考资料，没有专业讨论，整个报告全部是我自己一个人思考的结晶。”。王说，这几年，除了个人存在一些经济上的压力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方面的压力。

　　12月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反腐败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此呼吁每一个人为清廉和守法、为克服全球性的威胁——腐败，作出自己的贡献。潘基文强调，反腐倡廉不仅是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为此，有媒体报道说，腐败已渗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与腐败作斗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在自觉抵制腐败的同时，保持对腐败的警惕，使腐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但是，在王荣利看来，腐败是个很笼统的的概念，吃人一顿饭也是腐败，拿人一千万也是腐败。后来，他就想做一些数字方面的统计，到今年上半年已收集了近400多例案件。

　　王荣利称，他分别从地域分布、时间阶段、职务结构、年龄结构、发生领域、犯罪罪名、犯罪程度、犯罪表现和犯罪后果这几个方面，对收集的反腐案例进行统计和分析。

　　王说，他的这份分析报告，基本上是按照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的思路形成的。

　　根据王荣利的初步调查统计，腐败初次犯罪年龄在40岁至49岁之间的占到了腐败犯罪总数的43%。

　　不难看出，这一结论的出现，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临退休前抓紧捞一把”的所谓“59岁‘黄昏’现象”之说。王观察发现，40到49岁是腐败初次犯罪的始发年龄，这是领导走向重要岗位的一个年龄段，也是手握重权的年龄段，容易滋生腐败。

　　从腐败发生的地域来说，中国典型、重大腐败犯罪案件基本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逐步递减的趋势，同中国各地经济指标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呈现出的递减趋势基本一致。王荣利分析称，现在内地的经济不够发达，比如内地的一个县长贪污个30万、50万元，但搁到沿海这一带，他一个乡长、镇长、村长就有可能贪污几百万、上千万元。

　　“如果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的话，腐败发生的机会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存在，且会持续地发展下去”。王在报告中总结称，从腐败犯罪的职务结构来看，腐败犯罪大案要案集中发生在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国有企业、金融系统等正副职主要领导岗位上，且腐败犯罪呈现出蔓延发展的趋势，并呈现出逐步向高级领导干部发展的趋势。这也更深刻地印证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根本原理的普遍性。

　　与司法系统和专业的反腐专家相比，王荣利认为，不同点在于他没有一个框架来约束，完全出自内心的真实意愿，无拘无束。

　　王荣利已经将自己的书稿寄向中央党校、社科院、新华社等机构，并已得到新华社的回复。

　　王荣利表示，虽然这份报告做得有些数据化，学术性较强，但是自己还是非常希望这篇报告能对决策者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起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

　　腐败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严重威胁，威胁着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信誉，威胁着人们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威胁着人们的社会公德，已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脱贫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看了王荣利的相关报道后，华东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唐亚林撰文表示，“这是一件极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

　　唐亚林认为，通过对400多例典型腐败犯罪的集中梳理，对腐败犯罪发生的人数地域分布、时间阶段、职务结构状况、年龄结构状况、具体领域、程度、罪名、表现、后果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遏制腐败犯罪蔓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观与微观治理建议，值得肯定和赞扬。

　　“尽管王荣利律师撰写的国内第一份民间反腐败报告存在诸多的不足，如案例类型的划分、地域分布比较、时间阶段划分等问题存在研究方法的不足，宏观治理建议过于抽象，微观对策建议过于就事论事，但这份民间反腐败报告出炉的最大标本意义在于它的参与性、共业性和策论性三个方面。”

　　唐亚林也同时表示，在腐败的手段花样翻新、腐败的程度日趋隐蔽和严重、腐败的关系网络日益严实这种大背景下，关注来自民间的声音是高举反腐败大旗的一个新方向，更值得我们重视。对于事关党和国家历史命运走向的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切实的关心和参与。政府的力量与民间的力量有机结合，有助于在互动中实现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历史大业。

　　王荣利告诉《法制周报》记者，要想根治腐败必须从提高道德精神着手，只有拥有高尚的道德精神，才能严格约束人们的行为。(本报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