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游戏主角

　　冲出困局的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积极投身国际事务，话语权也在逐渐增大。据统计，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接近于零，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达600多个，是世界平均值的1.8倍。沈国放说，中国不仅参与到多边外交的游戏中，同时逐渐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中。

　　1996年3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讨论会议上，一个让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十分意外的情况发生了。11个发展中国家一改以往的松散无主，一个接一个连续发言，表示人权委员会中对抗气氛太浓，反对对抗，主张对话；强调对话是推动人权事业前进的惟一途径。这样的场景让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们十分惊讶、面面相觑，完全没有准备。

　　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特命全权大使吴建民回忆，发展中国家对人权委员会的情况有很大的怨气，很多大使都认为人权委员会成了“法庭”，“法官”是发达国家，“受审判”的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每次出席人权委员会时思想负担都很重，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谴责，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指责会落到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组织，会议的主导权基本都被发达国家把持。

　　吴建民上任前，中国曾五次挫败西方的反华提案，但是一次比一次惊险，1995年更是险胜。

　　1996年，美国卷土重来。吴建民决定组织发展中国家集体与西方较量，第一次则由中国带头，其后轮流坐庄。中国代表团召集了第一次观点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大使会议，吴建民睿智的言论很快赢得了这些国家的认同。他做了一项统计，自1992年以来，人权委员会通过了67项国别决议，其中66项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我们都懂得要推进国际人权事业只能通过对话而不能通过对抗。西方一些国家执意在人权委员会上搞对抗，是要把人权问题政治化，把人权这个崇高的理念变成他们推行外交政策为他们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

　　吴建民随后提出了中国的建议：“我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以下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就会一个接一个挨整；第二种选择是组织起来，在人权委员会里发展中国家居多数，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想结束人权委员会上发展中国家被动挨整的局面，真正地推进国际人权事业，惟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

　　他发言之后，其他国家的大使踊跃发言，气氛非常热烈，大会似乎变成了“诉苦会”，在随后的讨论会议中，这些发展中国家上演了上述轮流上阵抨击人权攻击的一幕。最终，中国以多出7票的较大优势击退了美国的反华提案。次年，更以多出10票的优势再次挫败反华提案。1998年，在人权委员会上没有人再提出反华提案。

　　吴建民在公开出版的《外交案例》中总结两次斗争的经验时写道：“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把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这就是策略上的灵活性。”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江泽民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相继同法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埃及、韩国等国以及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

　　中国在多边外交舞台上日渐活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事务，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安理会审议重大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在推动有关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2001年秋，上海迎来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活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负责任的大国

　　《大国崛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红遍了中国的荧屏。

　　2006年底，这部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激起了中国人心中的阵阵涟漪，引发了一股“崛起”热。

　　在这部八个大国如何崛起的纪录片中，并没有中国。但是，国民以热切的姿态关注着他国的历史，从中仿佛看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这部纪录片播放之前两个月，北京刚刚举办了中非高峰论坛，40多名非洲国家元首云集北京，创造了历届峰会元首人数之最。

　　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看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扮演“建设者”角色、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曾经一度剑拔弩张，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和兴趣也不大。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这对我国形象在东南亚的转变帮助很大”。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了东盟重要的经济伙伴，东盟国家也从中国发展中获得了经济利益。经济上的互动带动了政治关系的改良，从而形成了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对话机制，建立了互信伙伴关系。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等多边舞台上，中国也是不可或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处于深刻演变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步伐加快。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基于这个判断，中国政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适时提出了“和谐”理念。

　　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他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就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80多个国家元首出席，这样的规模仅次于联合国的联大会议。

　　如今，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身上。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全球经济的趋势和走向，似乎经济振兴的希望也寄托在了中国。外长杨洁篪在论述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时构建了未来中国外交的丰富内涵，保持发展大国关系、深化睦邻务实合作、推进安全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的多元外交格局进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创建和谐世界的“双合模式”正在重铸中国的软实力。这一模式消除了外界对中国的疑虑，说服世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

　　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在全世界的聚光灯逐渐聚焦中国时，中国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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