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策源地：农村

　　邓小平出面支持小岗“包产到户”

　　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电视台新闻节目最喜欢用的片头音乐。

　　改革的种子，正从田野上萌芽。

　　1978年11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两天，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18户饥饿的农民，摁下鲜红的印章，实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

　　那一年，干旱裹挟着饥饿，席卷全国主要产粮区。这18户农民厌倦了要饭的生活，他们将目光扎根于脚下的土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份农业文件，虽然仍反对“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但还是第一次提出了要发展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其中包括“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为日后的农村改革开了一个口子。

　　小岗村民“偷偷摸摸”画押的第二年，安徽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1980年，邓小平出面鼓励“包产到户”；1981年，小岗村成为“包产到户”的典型，成了中国广阔农村改革的策源地。

　　然而，农村改革才刚刚上路。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以“三农”为题发布每年的第一号文件，为农村改革护航指路。从此，“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专用名词。

　　17年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截至今年，中央在新世纪已发布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此时，农业税已于数年前在各地陆续取消，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文件提出，要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3年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总方针，这是“大包干”后，农村面临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机遇。

　　如今，中国农民，不再是为了温饱而挣扎的一群人。他们的希望，也已不再局限于田野。

　　在农业增产增收的同时，5亿农民有了另一个身份———“农民工”。在忙碌的建筑工地，在年末拥挤的火车上，一张张来自田野的面孔，对未来充满向往，一如当年。然而，他们的平均收入，已是30年前的20倍。

　　陈云复出胡耀邦擢升

　　干部结束“终身制”，推行“四化”实施公务员制度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为邓小平日后厉行改革开放，铺设了必要的基础。陈云的复出，胡耀邦的擢升，在当时普遍让干部群众感到振奋。

　　然而，肆虐多年极左思潮，与领导干部“终身制”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等老干部，都是极左和“终身制”的受害者，所以对此非常警惕。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叶剑英79岁，邓小平73岁，陈云72岁。

　　7年后的198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宣布推行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对邓小平和陈云之前人事观念的一次阐述。

　　与干部“四化”并行的，是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两级顾问委员会，和离退休制度，以发挥老干部的余热，同时减少改革阻力。

　　从1982年，中央推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机构改革，1988年第二次，之后每隔5年便有一次大的机构调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政府也日益向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干部的“四化”便为这些发展转变提供了必要的人才。

　　尤其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制度为青年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制度保障。公务员制度一是拓宽了公民从政的渠道，二是实行功绩制原则，更加公平、公正和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的委员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成为反腐败工作中查处大案要案的主力军。

　　对外开放谱写中国传奇

　　建经济特区，对外贸易额达30年前121倍

　　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两天的事情。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说，改革是对内的开放，那么开放便是对外的改革。

　　当极左迷雾逐渐散去后，决策者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离不开对外开放。

　　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中国考察团震惊地发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外国工人家庭汽车彩电都是普通用品，而对中国的省级领导，这些都属于奢侈品。

　　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在邓小平的首倡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先后建立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经验后，又相继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开辟经济开放区，直到1992年后，开放内地，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开放、扩大开放、全方位开放———30年的中国，“开放”与“改革”比翼齐飞，成为推进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也如同阵阵春风，吹开了万紫千红。

　　中国，也在开放中旧貌换新颜。加入WTO，举办奥运会等一系列开放大手笔，更为世人瞩目。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达到1.8万亿美元，为1977年的121倍。

　　30年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还是件稀罕事。

　　30年里，不仅外国的人来了，外国的商品来了，外国的资金来了，外国的技术来了，外国有益的经验和观念也来了；更重要的是，开放让我们以更加自信、更加进步、更加从容的姿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如今，在北京街头，喝着可口可乐，听着IPOD的年轻人随处可见；而在任何一个国家，

　　“madeinChina”已成为购物者无法回避的选择。

　　这一切的图景，都伸展于30年前，寒冷的北京，那场划时代的会议。

　　□本报记者 孙旭阳 北京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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