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200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

　　“我只是一个工具制造者”

　　获大奖之后，他照样天天骑自行车在校园里转悠。他喜欢马蒂斯的作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作画，曾经梦想当音乐家??由于对化学的精通，他在生物化学界长期找不到对手。整个诺贝尔周期间，他相机不离手：给其他获奖者拍照，甚至和记者们互拍。12月8 日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08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接受了《外滩画报》的独家专访。

　　文/ 莫书莹 发自斯德哥尔摩 图/ 南星

　　11月7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2008年诺贝尔化学、物理学和经济学奖新闻发布会。

　　按照惯例，在发布会开场前，三个奖项的获奖者先到会场的偏厅拍合影。所有获奖者都入座完毕，摄影师拿起相机。

　　“等一下，让我先来！”座位中一条人影突然窜到摄影师前，举起相机卡嚓卡嚓拍了一番，然后神色自若地坐回自己的位置。

　　他就是化学奖获得者之一、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这位56 岁的小个子在诺贝尔周可以算是一个另类：从头到尾拿着相机忙个不停，在诺贝尔博物馆到处留影，给每个获奖者拍照，在发布会上与记者们互拍。

　　“为什么不呢？我爱拍照，但愿这次能出点好照片。”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钱永健边告诉记者，一边又拿起相机，对着记者拍了两张。第一次忘记开镜头，第二次忘记打闪光；“你让我犯糊涂了。”第三次终于成功。他看了一眼照片，露出满意神情。

　　差点失之交臂的采访

　　钱永健是今年最受中国记者关注的诺贝尔获奖者，不仅是因为他的中国血统，也由于他出身的科学望族——“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就是他的堂叔。由于在“荧光水母蛋白”(GFP)技术上的贡献，钱永健与另一位美国人马丁?沙尔菲、日本人下村修共获化学奖，他也是获此殊荣的家族第一人。

　　钱永健是记者此行的第一采访目标，但对他的约访却几乎泡了汤。

　　临行前，记者先与瑞典皇家科学院取得联系，约定于11月8 日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之后进行采访。由于申请的媒体众多，每家只有5 分钟采访时间。

　　钱永健于下午2 时45 分进入采访室，记者被安排第四个采访他。“你能不能只问两个问题？”在记者作采访准备时，新闻官过来抱歉地询问。“钱教授想去听即将开始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经济奖得主)的演讲。”

　　正当记者紧张地与新闻官交涉之际，钱永健收拾好相机，大摇大摆地走出采访室。“他离开了。”新闻官的口气也有点难以置信，等在采访室的同行都愣住了。

　　在一旁等候采访下村修的日本记者特意跑过来安慰记者：“我很难过。”按组办方说法，这是钱永健此行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机会。

　　接下来几小时，记者不停地拨打电话。晚上7点，几近绝望的记者突然接到瑞典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电话：“钱教授说，他不知道你们还等着采访；这太不幸了，他一定要补给你这个机会。今晚他听完音乐会，你能来采访吗？”

　　终于，在8 日晚10 点30 分，钱永健在下榻的Grand 酒店大堂接受了记者采访。这也是他此行私下接受的唯一一次媒体专访。

　　刚刚听完音乐会的钱永健显得很兴奋，与记者谈起他喜爱的艺术家，说到印象派画家马蒂斯时，他两眼放光，“艺术是我的兴趣所在。虽然我更擅长科学，但我总对年轻人说，人是要有一点兴趣的。”他说。

　　“他迟早会拿诺贝尔奖”

　　“虽然一切有点疑幻疑真，但我努力镇静下来，现在至少还可以走路。”得知自己获奖后，钱永健在接受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主编亚当?史密斯采访时说。

　　但钱永健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他任教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不少学生照样天天看到这个头发花白、穿着普通的小个子中年男人，骑自行车在校园里晃悠。“更像一个不得志的小公务员。”有人这样评论。有些好奇的学生特意上网查看他的照片，确认他们在校园里遇到的究竟是不是这位大科学家。

　　钱永健等三人的获奖原因，是发现并改造了绿色荧光蛋白(GFP)。这种蛋白提取自水母，能发出绿色荧光，让肉眼无法辨识的细胞显示踪迹，有助于对癌细胞或HIV 细胞活动的研究。有人评论说，这是一种能“照亮细胞的蛋白”。

　　1960 年，日本化学家下村修无意发现了这种蛋白，加大圣迭戈分校“钱永健实验室”的成就则是优化荧光蛋白，使原本只能发出绿光的GFP 变色，最后制造出像彩虹一样多种颜色的蛋白。

　　“我父亲死于癌症，哥哥Richard 的导师也是。我很高兴我们的研究能对治疗癌症作出一点贡献。”钱永健这样告诉媒体。

　　“他迟早会拿诺贝尔奖的，”一个在圣迭戈分校念生物化学的中国学生在博客上写道， “看过他做的东西，没人会怀疑他在这个领域的杰出能力，他的研究堪称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

　　在获奖演讲中，钱永健显示了一幅用多色荧光蛋白完成的画作：绿色的树林在红色的夕阳下摇摆，引起全场听众的会心微笑。

　　钱永健的工作似乎总是离不开颜色。“我从小就对明亮的色彩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喜爱。我总是告诉学生，要给枯燥的试验找点乐子，否则有时很难走得更远。对我来说，看着这些色彩在试管里蔓延，就像那些细胞在和你对话，告诉你它们是活的，这远比做那些没有颜色的试验有趣得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沙尔菲在演讲时，提起他认识钱永健的经过：“一次有人跑来问我：你能让绿色荧光蛋白变色吗？我想了想，说应该不能。那人跟我说：有个家伙就可以。”他边说边放映出一张钱永健大头照的幻灯片。

　　尽管科学家对野生水母体内的绿色荧光蛋白钻研了几十年，但这种蛋白依然很不可控。钱永健是第一个致力于改造绿色荧光蛋白的人。他的实验室已经开发出蓝、青、黄、橙色系列的荧光蛋白。

　　“Roger(钱永健)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荧光蛋白的应用范围。”沙尔菲评价说。

　　“癌症研究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多色荧光蛋白标记技术被推崇为“为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带来一场革命”，钱永建却自谦说：“我只是将一本晦涩的小说，变成一部通俗电影而已。”

　　钱永健1952 年出生在纽约。“我们家几乎人人都搞科研。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护士。作为一个华裔妇女，这是她在二战时期唯一能找到的与科学沾边的工作。”

　　他是三个儿子中的老三。虽然名叫“永健”，少年时代身体却不大好，经常被哮喘病羁绊于室内。他很快对化学着了迷，和两个哥哥在家中地下室做实验。

　　16 岁时，凭借对金属如何与硫氰酸盐结合的研究，钱永健获得西屋科学天才奖——美国最具声望的青少年科学竞赛之一，参赛者以高中生为主，被称为“少年诺贝尔奖”。

　　这为他进哈佛大学铺平了道路。但他在哈佛的日子不很顺心，很快就对化学课生厌。“那时所谓的化学课，就是照书本上写的做试验。我讨厌这种学习方式，于是开始四处寻觅，最终发现神经生物学更有意思。”

　　大学毕业后，钱永健步大哥的后尘，拿着奖学金前往剑桥大学深造。“在那里，我重新燃起对化学的兴趣。多亏碰到了好的导师，他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指导我研究。”他对记者回忆道。

　　听到刚从牛津大学回国的二哥说，这位叫理查德?艾德里安(Richard Adrian)的导师研究领域是神经与肌肉间的电生理特性，钱永健喊道：“肌肉？太冷门了！我想研究的是大脑。”

　　1977 年秋，在剑桥丘吉尔学院，他第一次遇到艾德里安。“他是个穿着非常考究的英国绅士，带着高贵的英国口音问：你是不是认为肌肉很冷门？”

　　在剑桥，钱永健一边研究神经生物学，一边发掘自己制造实验工具的天赋。他为追踪细胞内钙含量，发明出一种改进型有机染料：与钙质结合时，荧光颜色会发生戏剧性变化。他还找到为钙质“上妆”的方法，使染料无需注射即可穿透细胞壁。

　　“事实上，做生化学研究难免会遇到化学问题。多数生化学家都特别讨厌，至少是害怕那些化学问题，而我很幸运地喜欢化学。在这方面我有优势。”他告诉记者。“我意识到，我对化学本身不感兴趣，但对用化学帮我们找到试验的突破口很感兴趣。”

　　他自称是一个在盲人群中的半盲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对手——多数生化学家不懂化学，多数化学家也不懂生化学。”比起科学家头衔，钱永健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工具制造者”。

　　获奖后，钱永健曾透露，将来可能不会再花费很多时间继续研究荧光蛋白，他不会满足一个领域的研究：“癌症研究才是我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