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当死亡变得如呼吸般平常，而空气中却闻不到一点儿人情味的时候，河南驻马店的9岁女孩美丽与失明的母亲，告别了家乡农田小土堆连成的一片坟海，来到郑州开始新生活。

　　1990年初，正当中原大地的农民们纷纷挽起衣袖，跳进“想要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的献血大潮时，艾滋病毒也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老杨(化名)和妻子陈氏(化名)在河南农村种地，每年收成的麦子只够自己吃，卖掉玉米也只能挣得几百元，为了还债，夫妻俩在1993年一起卖血。

　　“我一天卖一次，或三四天卖一次，一次抽800CC，可以卖50元，挂号扣5块钱，一个月卖10多次，94年查出有丙肝，就不给卖了。”1999年，陈氏生下美丽；2001年，政府大普查，老杨、陈氏和美丽都确诊感染了艾滋，次年，40岁的老杨发病去世。

　　2003年，台湾“关爱之家”创办人杨捷，将照护艾滋宝宝的触角扩及中国大陆河南、广州、云南等地，美丽是当年接受资助的第一批艾滋遗孤，每个月有130元(人民币)的补助款。“两个月领一次，每次发260元，但美丽却只拿到200元，后面60元的零头却不见了。”“关爱之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中有些问题，后来都解决了。”

　　疾病最大的副作用是贫穷；活着就是一种抗争。

　　美丽居住在驻马店市一个小村庄，那里原本有50多人，1990年初迄今，农地里多出了20多个小土堆，还有30多人活着，等着和死神握手。

　　整整5年，母女俩就靠补助款生活，“我踩着三轮车出门买东西，美丽就坐在前面，扶着把手帮我看路，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到乡政府去要点面条。”3年前，升上小学二年级的美丽开始发烧、吞不下东西，发病后在家休养了两年。

　　新问题

　　今年2月，中国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雪灾，美丽和妈妈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像一只破了口的麻布袋，装不满希望。3月底，9岁的美丽和母亲被接到了位于郑州的“关爱之家”，回到小学上二年级。

　　从福利院转送到关爱之家的8岁艾滋孤儿小巧(化名)，有了美丽作伴当姐妹，一起睡觉、吃饭、上学、做功课，陈氏则陪在美丽身旁，“我有空就扫扫地、抹抹桌子，现在日子过得挺好”。但对未来，这位母亲并没有设想过。

　　今年暑假开始，一名还在大学念书的女孩来到关爱之家担任家教，负责指导美丽与小巧的课业，她是香港智行基金会拨款资助就学的河南艾滋遗孤，和美丽有着类似的成长过程。艾滋病带走了她们的亲人，受到民间团体的资助继续求学，却也因此离开农村，在城市相遇。

　　在中国河南，关爱之家的工作人员为美丽的成绩而雀跃，“美丽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三名喔。”听到有人夸赞，美丽微笑的嘴角弯成一条倒悬的彩虹。9岁的美丽，难得过上几个月的安稳生活，但是还有更多隐而未现的“美丽”，正面临失亲、贫穷与疾病的考验，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地区，除了承受失去父母的痛苦外，还面临生活困窘甚至辍学的困境。他们过早地体会了孤独，亲人疏离，朋友缺少，同学躲避??

　　家家在题为《勇于认错》作文里第一段写着，“做错事要勇敢面对，遇到困难的事，不可以逃避。”前台湾“卫生署”署长、现任立法委员涂醒哲痛批，“台北市政府和校方拒绝家家入学的做法错误、离谱而且粗暴。”1994年，台湾离岛澎湖有一名8岁学童，因车祸住院输血感染艾滋上学遭拒，14年后，台湾艾滋宝宝的就学权仍未获改善。而同样的就学权问题存在于中国大陆。

　　在台湾，12岁的家家正在填写新字；在河南，9岁的美丽还在努力演算数学习题。他们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解决了目前就医、上学问题。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平均每一分钟就有1名儿童因艾滋病死亡，而其中仅有少于5%的艾滋儿童可接受医疗。

　　“我们这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孩子也有梦想，我们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每天都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和心爱的人结婚，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2008年8月，第17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12岁的洪都拉斯女孩卡伦·达纳韦，代表全世界3300万名艾滋感染者发表演说：“我们拒绝眼泪，我们不会放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艾滋项目负责人吉米·库克说，“这次大会第一次把儿童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他特别提及，“第二代”艾滋遗孤问题仍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些艾滋病毒抗体呈阳性、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也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传播病毒的危险中的青少年，带来了一整套我们从未处理过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