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自觉进行的改革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改革的逻辑起源，被一些人描述为“自下而上”，甚至带有市场自为或群众自为的味道。张宇燕认为这个说法不全面，“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更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执政党自觉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他的一个观察视角是，改革开放之际，财政压力扮演了关键角色，自上而下的改革非得在那时出现不可，“人穷思变，一个人没钱的时候就得想办法了。政府也一样，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就得找出路。”在《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中，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当时的文章论述，就集中体现出改革启动前后财政的窘迫。《陈云文选》中有大段论述怎样鼓励出口、怎样搞旅游创汇，等等。所以，张宇燕12年前就提出一个命题来：财政压力导致制度变迁。

　　“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的关键因素。”以张宇燕的研究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通过 “剪刀差”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压低农村劳动力的成本，以支持城市化建设。“最后导致农村剩余越来越少甚至需要国家补贴。这恐怕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上议程的重要原因。”

　　国企改革情况也类似，许多企业不赚钱还要补贴，成为政府的“包袱”。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像是一种“甩包袱式”的改革：财政背不起了，那就放开。可见，在那些个历史时点上财政压力是导致改革最主要的因素。

　　而且，导致改革为什么会在1978年发生而不是1984年或者1990年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张宇燕认为是那个时点上的中国政治格局。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迅速结束，通过拨乱反正，中国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老同志重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们没有包袱，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些构成了改革开放良好的政治环境。

　　换句话说，财政压力和良好的政治环境共同催化了改革开放。

　　当然，苏联和东欧也在搞改革并形成了一种国际潮流。西方国家享受到战后经济的繁荣，与我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成为推动改革的国际背景。

　　除此之外，张宇燕强调，“改革开放还和邓小平个人有关，主要体现在历史关键点上，这位大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和果敢，一定意义上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比如，他反复指出现行的体制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改。同时指出，没有现成的改革之路，鼓励大家探索和解放思想。

　　在张宇燕看来，这也反映在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让大家去尝试、摸索就叫“走群众路线”，关键是解决生产力的发展，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如何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虽然没有框架，但他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几个因素放在一个，共同催生了改革开放。

　　改革顺序的历史选择

　　2003年5月11日，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精心研究的成果——《北京共识》。

　　这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曾兼任《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兼外事版主编，给自己这篇调查论文立了一个与作为“新自由主义普世宣言”的“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主题词——“北京共识”，意指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

　　甚至，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解释说，中国改革之所以坚持先易后难、逐步深化、渐进式推进，关键还在于“ 我国的改革开放无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承受改革风险的能力较弱。同时，改革开放又是在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这种环境和条件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只能采取“ 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在探索中前进。

　　比如，先推进见效快的改革，再推进见效慢的改革；先推进难度小的改革，再推进难度大的改革；先着手浅层次改革，再进行深层次改革；先推进竞争性领域改革，再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先缩小政府机构管理权限，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先着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再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对于暂时把握不大的改革，先进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广。”在陈佳贵看来，沿着这种路径、采取这种方法进行改革，“保证了改革开放稳步前进，避免了出现大的失误和挫折。”

　　但是，对这条经验所适应的范围和独特条件，中国的学术界有着不同于雷默的认识。张宇燕指出，中国之所以成功实施“增量改革”走出渐进式改革道路，事实上有“必要的”特殊条件限制：

　　其一，中国政治传统及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为1978年后的中国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预期稳定性；其二，改革之初中国“碰巧”并不存在阻挠改革进程之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三，当时中国拥有丰厚的、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或“人力资本”；其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部分，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其种子早在改革前的许多年就已经深埋地下；其五，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改革开放反响强烈，并大规模投资。

　　“可见，中国之所以和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路线上分道扬镳，原因恐怕还不在于那些国家不知晓存在着‘增量改革 ’和‘渐进式道路’这样一条通向成功之路。而是各国改革启动时的各种特殊条件使然。”张宇燕的结论是，“成功的改良、改革或者革命，原则上讲或至少是事后看，无一例外是‘瓜熟蒂落’式的。”

　　也就是说，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改革不断推进的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

　　国防大学副校长许志功教授认为：“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局限性。”第一，渐进式改革往往都是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先易后难，越难的改革越留到后面做，致使遗留的问题越来越多，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第二，渐进式改革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实践中摸索，也即“摸着石头过河”，不仅难免走弯路，而且有时会延误改革时机；第三，渐进式改革缺乏时限要求，体制转轨的痛苦相对较长。改革是复杂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

　　“特别是当改革进入到存量改革和体制内改革阶段以后，牵涉的面越来越广，没有完善配套的改革，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这位军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强调，“改革到了今天，迫切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设计。”显然，渐进式改革道路在目前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使其像在1978年适应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改革开放一样，来适应2008年以后新环境下的继续改革的新局面。

　　主动抓住全球化机遇

　　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所有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被迫结束，迫使发达国家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去追求资本的效率提高。由此催生了以亚洲“四小龙”崛起为开端的东亚繁荣。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后，国际资本就已经在寻找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并酝酿国际化生产布局和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新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立刻吸引了国际投资者的目光。”

　　此时，国内决策高层和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这股来势迅猛的大潮流。1987年11月1日，新华社内部刊物刊登了当时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的王建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此文随即得到了决策领导的关注，并推动有关部门和机构研究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

　　经过各方讨论，最后一致意见是，中国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由此，中国开始第一次主动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发展机遇。

　　“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有着既定现存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而且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更具有竞争优势，中国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周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裴长洪同时指出，仅有这个优势是不够的，“中国贸易体制的改革，不是急于去搞贸易自由化，而是先解决体制的高度集中垄断的弊病，先解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实现外贸企业自主经营问题。暂时被搁置的贸易保护，既给予了国内产业发展的过渡期，也为外商投资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也就是说，中国贸易体制改革进程的安排，尽管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却与国际资本的投资策略不谋而合，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机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增长。1979～200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平均增长17.3%，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5%高8. 8个百分点，比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平均增速高9.2个百分点。尤其在进入21世纪的7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4. 3%。

　　其中，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211亿美元、占比0.8%，跃升为200 7年的21738亿美元、占比7.7%；所居世界位次从1978年的第29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3位；FDI从1 979年的8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835.2亿美元，29年共吸引FDI累计达7754.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当年各国G DP增量与世界GDP增量之比)从1978年的2.3%，提高到2006年的14.5%，仅次于美国的22.8%；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从1978年的0.1个百分点，提高到2006年的0.55个百分点，仅次于美国的0.86个百分点。

　　尽管中国目前仍然面对着许多难题和矛盾，但过去30年国力迅速提升这一基本事实看，中国的发展大大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财富机遇。也因此，世界银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俄罗斯《生意人报》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