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诸城“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国企改革，是国企职工的自愿选择，且市政府同时做好了社保等配套体制的改革，整个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用后来中央派来的调查组的话说是“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

　　但是，当1997年陈光将诸城改革经验复制到他掌舵的菏泽市时，没想到麻烦和怨言却多了起来。

　　事后看来，菏泽与诸城有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以农业为主的菏泽当时是山东最穷的一个地级市，穷到企业职工都拿不出钱来购买国企股份。因此产权改革不得不转为“招商”——为那些市属的小型国企寻找新“东家”，甚至是白送。

　　一个是卖给自己人，人人都是主人，自然没有裁员一说。而另一个则是卖给外人，饭碗保不保得住是由别人说了算。诸城和菏泽国企改革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国企职工地位下降，因此改革的阻力加大。“送光”改革的成效不及诸城显著。

　　2004年，陈光又将产权改革推进到事业单位，将医院私有化。但一年后，由于整个医疗改革体系的不配套，以及医院职工们抵制等诸多原因，改革失败，医院回归国有。

　　也在此后一年，经济学家郎咸平和国企买家顾雏军，就顾雏军在入主科龙的过程中有否导致巨额国资流失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随着顾的经济问题引起司法介入，郎顾之争又演化成企业界与经济学界关于国企改革的得失之争。

　　这种困惑也是陈光的困惑。

　　陈光，这位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不进行产权改革不行，但只讲产权改革也不行。产权改革的成功，需要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的转型来配合。(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