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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尤为突出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班浩然: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有很多。第一,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国在路线上的选择是坚定不移的,措施比较到位。第二,中国人民勤奋、不屈不挠,一旦有机会给他,他就会把握住,并做出一定的成绩。很多时候,在外国打拼的中国人都取得了成功,其实,在国内,只要条件允许,很多中国人照样做得很好。另外,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广州日报:作为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除了已经取得的成功,中国面临哪些挑战?
班浩然:我觉得一方面,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太平衡,中国东部等沿海地区已经相当发达了,但西部的内陆地区则差一点,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政府的西部开发战略是很有远见的。二是,中国民众的收入差距不平衡,分化似乎比较严重,这同样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另外,当今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而且目前的中国,总的供给大于需求,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中国好像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
广州日报:您怎样评价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班浩然:从深圳的发展经历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自从去年来到广州后,我也去过广东的一些地方,如佛山、惠州、肇庆、珠海、中山,这些地方的经济都很发达,民众的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另外,我发现改革开放在中国的乡村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广东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得相当好。现在的广东政府正试图把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这个过程中,有些方面可以向印度学习。但高科技不单是软件,也包括管理和金融,我相信广东的产业转型会取得成功。
广州日报:您认为,在未来的30年,中国还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么?
班浩然: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向前发展,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中国西部的内陆地区在未来的三十年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但沿海地区的增长率可能会没那么高,但沿海地区的基数已经很大了,如果每年仍保持7%~8%的增长率那将是非常可怕的。另外,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基础领域发生了变化,大的公司会更加注重研发,更注重市场的走向,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不同合作潜力大
广州日报: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被许多人称为“奇迹”,对于这个过程印度民众是怎么看的?
班浩然: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政府和民众对中国高度重视,印度的一些邦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经常到中国访问和考察,每次来,他们首先想看的就是中国的特区,比如深圳、珠海、汕头。另外,印度的一些大公司,比如塔塔对中国也高度重视,很多印度企业已经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者办事处。
广州日报:您提到许多印度官员希望来中国学习,尤其是考察经济特区的发展,您觉得中国有哪些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呢?
班浩然:事实上,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印度学习。一是这些年来,印度也成立了特区,但与中国特区不同,印度的特区面积没那么大,但只要有人提出申请,印度甚至可以为一个公司设立一个特区。和中国一样,这些特区里的企业大都是外向型的。
二是从中国的成功中印度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的高速公路非常发达,机场和港口设施非常完善,产品从工厂到机场或者港口,可能只需要两三天。但在印度,这一过程可能长达7到10天,尽管印度一些产品的成本可能比中国更低,但加上交通费用,就很可能超过中国。印度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我们也需要像中国那样加大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第三,印度政府也认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和中国一样,印度也错过了工业革命,不能再次错过信息革命。因此,印度在IT、金融、生物等领域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第四,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必须承认这一点,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在中国的竞争面前,很多印度同行要关门,尽管印度也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我们还是必须加强制造业。
中印两国采纳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相对政治文化和社会机制的不同,中印两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国内民众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其实,在1978年前,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上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且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外向型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具体的效益,现在中国正努力转向扩大内需,在这点上,印度的发展模式正好相反,印度是先扩大内需,激发国内需要,然后再扩大外贸。
广州日报: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前景又是怎样呢?
班浩然:目前,印度在中国的常住人口约5万~7万人,加上家属的话也不到10万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这个数量的人员交流是比较少的。现在,印度在中国所有的领事机构都在努力拓宽交流渠道。其实,现在来往人数少,恰恰反映了双方合作潜力是很大的。两国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中印合作也会在世界范围内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