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企业的用工良心”

　　刘开明注意到，近些年来深圳的劳务工处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政府措施得当之外，一股来自商业和民间的力量，也不容小视。

　　“深圳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市民阶层对外来劳务工比较宽容，而且，这里的NGO(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十分活跃，工人的数量庞大，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慢慢开始觉醒。”刘开明说。

　　他是社会责任国际(SAI)在亚洲唯一的董事。1997年，这个国际组织推出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它规定禁用童工、不得强迫性劳动、尊重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还就工时与工资、健康与安全等作出了规定。

　　有媒体称，这个标准体系，考察的是“企业的用工良心”。

　　2002年开始，刘开明和他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同事，就开始接受采购方委托，对深圳的数十家工厂实施了社会责任评估和监督。

　　刘开明用了很多办法，来保证审核的严格。他给受审核工厂的员工每人发放日历，日历上专门印有员工应享有的权利细则，还有举报电话，一旦厂方违反，工人就可匿名举报。而且，他在工厂埋伏了很多“内线”。

　　刘开明曾在一个工厂里，发现了一个来自安徽的童工。他告诉老板，一旦此事被查实，媒体曝光，“客户不会再给你订单，海关也不会再给你出货，政府会来罚款，媒体会曝光，你还怎么做生意？”

　　最后，这个老板只得将这个童工送去学校读书，同时还得照样给他发工资。而在刘开明看来，这是一个成熟企业所必须的“危机公关”。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中，一个德国大客户委托刘开明去调查他下订单的工厂。刘开明也发现了一个童工，但这个工厂主拒绝整改。于是，他整理材料后向这个德国客户汇报，对方马上撤销了订单。

　　由于涉及一些商业秘密，刘开明不能向记者透露客户和工厂的具体名称，根据他的介绍，如今，他的客户皆为德、美、英、日等国的跨国大公司，这直接关系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境遇。

　　当然，阻碍农民工改变自身境遇的最主要原因，刘开明认为是“缺乏教育机会”。从2004年起，由他支持的一个社区教育中心成立，不仅有外语、计算机、烹饪、电工等专业课，也开设了公民意识教育、法律及权利意识等公共课程。中心有20多名专职教师，外来工可以免费就学。4年来，参加培训的外来工超过了一万人。

　　他曾经接受一个NGO的委托，在一个工厂里做过一组外来劳务工的心态调查。他发现，大多数劳务工都有着实际的人生目标——“当经理”、“当班组长”、“娶个好老婆”、“买个好房子”……于是，他的工作小组便为工人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规划人生目标。

　　据刘开明观察，成效相当显著。原本这个工厂的工人流动周期很短，大约是半年至一年。但自从这个心理咨询项目开展后，工人们有了长久的人生目标，盲目流动现象减少了不少。

　　这座城市，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

　　“这座城市和我们刚来那时候比，越来越有人情味，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曾振海感叹道。

　　无论身份怎么改变，曾振海永远无法忘记自己刚到深圳的那个时刻。1988年3月8日夜里2点钟，那个夜晚天气很冷，他用毛毯裹在头上，“就像难民一样”，从坐了20多个小时的汽车上下来，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

　　在那些年里，他做过搬运工、酒店服务员、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他多次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夜里从被窝里被抓进“局子”，也曾因为生病几个月找不到工作，一个大男人“毫无尊严”地四处向工友借钱填饱肚子。

　　如今，在深圳市内外的各类摄影比赛获奖名单上，常常可以见到曾振海的名字。他的相机对准的，都是那些劳务工——那些曾经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曾有一个摄影家同行很认真地问过他：“我也想拍劳务工，可为什么我拍不出你这样的片子？我进不去那个圈子，即使去了，人家也不理我。”

　　“我并不是带着猎奇的心态去的。”曾振海同样认真地回答他，“我从他们中来，他们的快乐是我的快乐，他们的痛也同样是我的痛。”

　　在曾振海刚开始拍劳务工照片的时候，只是不满足于打工的身份，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改变人生，但拍着拍着，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对记录下这个阶层的历史，是有责任的”。

　　于是，他相机镜头里的那些劳务工，都有着自己的籍贯、姓名和职业，有着一个个被镜头凝固下的故事。

　　一组名为《码头搬运工》的照片，拍摄于宝安的西乡码头。这里是深圳水泥、砖头、沙石等建筑材料重要的集散地，每天都有上千名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的务工者，从船上将水泥、砖头背到车，挑到岸上，一吨能赚3块钱。

　　《同一首歌·2003》，描绘的是一群没钱回家的劳务工人过年时的情景，他们来到公园一角，围着坐在一起，讲讲话，唱唱歌，算是过年了。

　　十多年来，曾振海一直在为他身边的这些劳务工照相，并把洗出来的相片送给他们，希望他们把照片寄给家人看看。因为，拍照对于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对于这些劳务工来说，却并不容易。据他所知，他们中有的人，来深圳近10年，除了登记照，从来没有照过相。

　　曾振海跟拍摄对象聊天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说到生活的艰难。尽管他们的声音，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显得那样微弱，但在曾振海眼中，这却是一种“动人的坚韧”。

　　他的镜头里，也并不全都是伤痛。今年中秋节，他到一个工地采访拍照，两个年轻工人开着铲车经过身边，他顺手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曾振海吃惊地发现，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满身泥泞、衣衫褴褛的劳务工，突然停住了铲车，冲着他的镜头微笑地摆起了V字形的手势，大声地喊道：“师傅，中秋快乐！”

　　“他们那么卑微，却创造了那么美的场景——劳动的美、和谐的美、信任的美。”曾振海说，这个场景，给他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如果我们还不能正视他们的存在，漠视他们的权益，那才真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