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李岚清：其他的同志都画了圈，惟独小平同志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也可以谈嘛！

　　解说：与通用公司谈判引进轿车项目的谈判组也将美方提出的轿车合营建议向国务院请示，1978年11月9日下午4点，上海轿车项目组成员翁建新接到了一机部汽车总局打来的长途电话：

　　采访：

　　翁建新(时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副总工程师)：(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问邓小平轿车可不可以合营。他说可以啊，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

　　记者：小平同志当时就回答了这么干脆吗？

　　翁建新：当时就这么干脆。

　　李安定(新华社高级记者)：所以说，如果我们溯本求源的话，合资经营从谁开始呢？就是从小平同志这个批示开始。这个提法从他开始的，而且这个提法最早就是针对的汽车行业。

　　解说：有趣的是， 1925年，21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到雷诺汽车厂做工，在76号车间学习作一名钳工。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最早接触当代汽车业的，亲身感受过汽车生产模式创造社会财富的惊人能力。53年后，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问日本的邓小平，在日产公司参观汽车生产线后感慨：“承蒙各位指教，使我获得了新知识，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

　　可是，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墨菲带着与中国合资造汽车的设想回到美国时，董事会竟否决了他的意向。

　　采访：

　　李安定：他们对中国了解之后，觉得中国的汽车工业，尤其是基础和零配件的工业太薄弱。而且中国汽车市场几乎没有这种需求，轿车(市场)上几乎没有需求。

　　解说：随后，几乎所有的大汽车公司都拒绝了与中国人合作生产轿车。也难怪，虽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全国的轿车加上越野车年产量不过5000辆，不足国外一家大公司一天的产量。只有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独具慧眼，他们相中了中国的未来。日后，大众董事长哈恩博士回忆说“中国当时的开放政策、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

　　采访：

　　李文波(时任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北京首席代表)：德国大众感觉在东南亚车子没有办法跟日本人竞争，市场完全是日本人的。那我们就想呢，要想在东南亚的市场站住脚的话，应该在东南亚找一个伙伴。

　　解说：从1978年11月开始，德国大众和上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合资谈判。哈恩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既没有专利法也没有保护投资的法律……”

　　采访：

　　李文波：很多很多法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可是我们很死板的，就是没有这个法，你光说同意，写在合同上没有用。

　　李安定： 比如说当时大众一口气给了中国六个专利的转让，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发现中国人没有到任何地方去注册或者备案这几个专利。后来整个了解下来之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根本就没有专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你都不知道上哪儿登记，上哪儿去注册，怎么办呢？大众也是积极帮助中国进行推动。当时大众驻北京的首席代表叫李文波博士，他就回到德国去，

　　到了德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去说服部长。

　　李文波：(我对部长说)我们假如是帮助中国把专利系统建立起来，不只是对我们德国大众有好处，对整个德国的经济，德国的工业界都有好处。后来他们也同意了，就是专利的问题。

　　李安定：专利保护的问题确实是纳入了当时西德，联邦德国和中国的技术合作的整体框架。以至于后来整个的《专利法》，甚至专利局大楼的建造都有德国方面的援助，

　　解说：与此同时，中国的立法者们也意识到投资法律的缺位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障碍。

　　采访：

　　顾昂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外国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怕没有法律保障，知道你改革开放，但是他们不是看你的政策，因为他怕你变。

　　项淳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没有法律保障人家不来啊，是不是？人家到你国家来投资，你没有法律保障，谁也不敢来啊！

　　解说：在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能力。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

　　采访：

　　顾昂然：这样的话，一个，咱们对外开放有了法律依据；一个，外国到你这儿投资，他也比较放心，有法律保障了。

　　解说：三年后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了中国的宪法，在宪法里写进允许外资进入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第一个。

　　资料：彭真(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同期：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对外开放是我国已经实行并将坚持实行的政策。我国将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继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经济组织进行经济合作，这在《宪法》修改草案中做了规定。

　　解说：在这样的时刻，回首四年前有12位副总理签字画圈的中国第一份合资企业申报书，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不可阻挡的改革洪流。

　　采访：

　　龙永图(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因为我们只有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才能使我们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主流的一个部分。我们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必须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一个支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坚定不移实行开放的政策，只有开放才能进入主流。

　　经过将近六年30多次的谈判，1984年10月，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与德国大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协议，成立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桑塔纳轿车，这是我国机械行业与国外的第一个合资项目，当时的中国副总理和联邦德国总理都出席了奠基仪式，可见这个合资项目对两个国家的重要性。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奠基仪式上对记者说：“你们的开放政策对大家都带来了好处，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用这样的办法，人与人的交往就容易了。”

　　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也是在1984年，中国政府正式表示，希望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申请复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第五部分

　　解说：历经六年谈判，上海大众终于破茧而生，按照合同，桑塔纳国产化率要在七年之内达到80%。而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是上海大众能否建成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的关键。

　　但是，经过两年多的运行，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只有2.7%，一辆车只有车轮、收录机是国产的。而且，德国大众要求，在中国研发出来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必须送到德国大众的总部由德国人进行认证。

　　采访：

　　李安定：这个按照当时中国人的理念，就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规定，等于把权利拱手让给德国人，普遍感觉是德国人在卡我们的脖子。

　　翁建新：这个喇叭是德国人自己造的，要五万次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十万次。

　　解说：一只汽车喇叭，德国原装厂标准只要5万次的鸣叫寿命，但安装在中国生产的桑塔纳上却要求有10万次的鸣叫标准，接受研发任务的上海交通电器厂虽然并不认同德国人的要求，但还是上街去做了一番调查。

　　采访：

　　周佩兰(时任上海交通电器厂厂长)：我们这里坐车，当时的42路 到外滩，当时大概一毛五分钱的车费。我派人上车，这一条路，他就按了1400多次(喇叭)。

　　记者：这条路有多长啊？

　　周佩兰：这条路我估计大概七八公里吧。其实驾驶员等于在车上，他就是习惯动作，再加上一些突然出现的情况，所以就老是滴滴吧滴滴吧这样的。所以德国人觉得五万次怎么够用啊，这个喇叭装上去没多少天就坏了。

　　解说：虽然理解了德国大众的高标准，但是，周佩兰并不敢贸然接下任务。

　　采访：

　　周佩兰：其实他在找到我们之前，已经找了几家。那几家都是望而却步，退回去了，因为这个十万次数做不到的。还要在水下能工作，放(水下)20分钟以后，还要继续工作，这也是很难做到的。

　　解说：事实上，当时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大多是为卡车配套，面对桑塔纳的技术要求，全国汽车零部件的配套能力几乎是零。

　　采访：

　　蒋涛：因为你现在的管理水平，你的技术水平、装备水平都很落后，都是五十年代的水平，不可能一下子适应八十年代的要求，适应不了啊。

　　解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方面认为国产化标准可以偏离，从实际出发可以灵活些，并且提出了桑塔纳零部件要搞内需和出口两个标准。但是，上面的要求遭到了上海大众的反对。

　　采访：

　　李文波：有人就提出来，他说是，哎，你们有钱的人可以穿皮大衣，我们没钱，穿一个布大衣、棉大衣，脏一点、破一点，至少可以保暖。那我们反对，我们觉得不行，就是你穿暖了之后，你就不会想再穿皮大衣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而且是一个部长提出来的。

　　解说：时任上海大众副总经理的马丁•波斯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上海1000天》中这样写道：“那条建议又重复出现，即零件的技术要求要与中国特殊的条件相匹配，由此相应降低质量要求。我们随即第N次申明,绝不考虑降低要求。”

　　采访：

　　蒋涛：我们本身就有五十年代水平的产品，那你何必还跟国外去合资呢？合资本身就是让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上跳一步。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我感觉合资就没有意义了

　　解说：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上海大众中方总经理王荣钧身上，所有的议论都针对他而来。

　　采访：

　　王荣钧(时任上海大众中方总经理)：那政治上压力很大的，就是和德国人坐一条板凳，跟着德国人跑。跑什么？坚持质量，和德国人斗争不力，软弱。

　　解说：事情闹大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进程缓慢惊动了中央和国务院，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为此事亲自率队来到上海进行调研。汇报时，王荣钧拿出了两张当天在总装线转毂试验台上拍摄的轮胎爆裂的照片给朱镕基看。

　　采访：

　　王荣钧：我说这是今天下午刚刚发生的，新轮胎在转毂试验，还没有跑马路的时候，就这么绷开了。我说这个轮胎是上海最有名的橡胶厂生产，橡胶是进口的，模具、硫化的这一套机器都是进口的，但是出来这个问题，他就很震惊了。

　　解说：在后来的总结会上，朱镕基态度坚决地表示：不能搞“瓜菜代”， 桑塔纳国产化要100%达到德国大众的要求，降低0.1%我们都不要。

　　采访：

　　王荣钧：这样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了。许多零部件厂过去，这个埋怨那个埋怨，告状，这个慢慢也就过去了。不光是喇叭、方向盘问题，好多问题，有他撑腰，我们坚持质量，后台就比较硬。

　　解说：1988年，上海建立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集中全国力量共同参与桑塔纳零部件国产化的研制。而上海交通电器厂经过六个月的开发研制，终于拿出了超过德国人水平的汽车喇叭。

　　采访：

　　周佩兰：那个(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就把我们这个喇叭，就是一直放在他的桌上。

　　记者：就是这个喇叭。

　　周佩兰：就是这个喇叭，他就放在那儿，他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他说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他非常高兴。

　　解说：1991年，上海大众结束了以进口散件组装生产轿车的方式，实现了国产化。经过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艰辛之后，上海大众不仅建设了一座工厂，形成了一个配套体系，更开创了中国当代轿车、中国汽车零部件体系与全球同步的高标准。

　　采访：

　　蒋涛：你要搞的话，就是一定要按照外方的要求，这方面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的、一丝不苟的，应该在这方面认真地来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为我们自己将来创造自主的品牌来创造条件。

　　解说：1994年，当年不屑与中国人合作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建立了合资汽车厂，这距离该公司前董事长墨菲教会中国人合资概念已经过去了16年时间。在这16年中，德国大众不仅帮助中国轿车工业的水平跨越了40年，也用桑塔纳轿车在中国市场上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美国人在中国搭起的汽车合资舞台，却让德国人唱足了戏。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有限公司，他充分肯定了上海汽车工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发展道路。他说：“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

　　字幕：2001年11月10日 卡塔尔 多哈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

　　解说：热烈的掌声让人联想起30年前同样热烈的掌声，那是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会员身份，那一刻，中国在政治舞台上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今天，中国成为了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在经济舞台上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为了这一天，中国花费了15年的光阴。15年的谈判，让中国人学会了很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5年的历程，也让世界明白，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

　　字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连续16年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700亿美元。

　　中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并与消费、投资一起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