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我的1982年”

　　难忘那五分钱一根的冰棍

　　●吕吉祥

　　我出生在郊区农村，从开始有记忆起，没多久就很少看到队里敲钟集体开会派工的情景了，那应该是分产到户的开始吧！1980年我们家在现在的民心河（原石津灌渠）边烧砖，盖了一处平房。第二年，弟弟出生了，比弟弟大6岁的我就承担起照看孩子、喂猪、做饭的活计。直到1982年我上小学了，没人带的弟弟还跑到我的班里“捣乱”。

　　那时，村里开始有人卖5分钱一根的冰棍，有牛奶的，有小豆的。现在看着5分钱不是钱，那时可不是每个人随便花得起的。有一次，我守着人家卖冰棍的摊子，实在馋得受不了了，就向下班从这里经过的爷爷要钱，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如此几次，虽然每次都会“碰钉子”，但渴望吃上一根冰棍的想法总是挥之不去。

　　在又一次碰壁后，一位可敬的邻居爷爷实在看不下去了，掏包给了我5分钱，我买了一根冰棍，高兴地慢慢吃了起来。说实在话，那时的冰棍实在很简单，就是在自来水中加点煮熟的豇豆或加点糖精、奶粉冰冻而成的，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品种和口味。但在当时，能够吃上一根那样的冰棍，仍是一个奢侈的想法，有时一个星期吃上一根也会感觉很满足。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为吃冰棍还发生了一幕惨剧。我的一个品学兼优的同学，第一次拿到妈妈给的几分钱去买冰棍，结果一激动，在跑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撞伤，尽管伤势不重，仍给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冰棍变成了雪糕，用料也更加讲究。不仅在夏天，就是在冬天，也可吃上各种各样的雪糕，而更高级的冰淇淋也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为吃一根雪糕再也不用央求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了，除非是长辈从关心孩子的角度考虑不让孩子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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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中读史】

　　脸上的笑容多起来

　　□本报记者 崔虹 袁媛

　　经过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到了1982年，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当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294.7亿元，比上年增长9.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到535.32元，农村居民家庭每人也有270.11元的进账。人们在享受这一成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追求精神文明。

　　1982年1月2日的《石家庄日报》，大篇幅报道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也是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指出当时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确立。从此，广大农民朋友脸上的笑容逐渐多了起来。同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1982年2月底，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始在全国展开。3月5日，石家庄市三十万军民走上街头，在全市的大街小巷、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打扫卫生、清整市容。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石家庄各级各部门的干部职工以及广大市民，纷纷加入到该活动中来，省城的面貌焕然一新。

　　也是这一年，梁家长子梁英芳如愿以偿地走进洞房。孰不知，这一年，全市掀起了一股婚事简办的新风。比如：棉纺五厂为18对青年举行了集体婚礼；棉三居委会党支部50位党员子女，个个婚事简办；水泵厂团委对未婚青年进行了婚事新办教育。而且，该厂的17名未婚青年提出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的倡议，得到青年人的热烈响应……

　　■征集

　　拿起笔

　　记忆改革开放的

　　“那一年”

　　有奖征文继续进行

　　期待您的参与

　　本报讯（记者 张瑞谦）本报“我的30年故事”有奖征文继续向社会征集。

　　我们希望大家能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讲述30年间某一年度您的亲身经历。要记住，您讲述的不是整个30年，而是其中一年。“我的1990年”、“我的2008年”……也许，您所讲述的故事，就是那一年的主题。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电子邮箱地址：yzwb1223@sina.com；邮寄地址：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13号新闻大厦11楼燕赵晚报时政新闻部，邮编：050011，信封请注明“我的30年故事·征文”。

　　【学者视角】

　　此举可待成追记

　　●赵新月

　　当今的农村已经不是只有靠种地才能活命、致富的时代了，甚至只靠种地还往往难以致富，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喜看稻黍千重浪，你会有一种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感慨。1982年的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国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的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此前，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下里搞起了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来说，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但最终的结果如何？实践证明它是对的，是最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所以没过几年，便被迅速推广普及到全国广大农村。之后，由于知青返城以及新增劳动力激增，一些人便偷偷地干起了个体户，而那时我们对个体户是看不起的，甚至也是反对的，但结果又如何呢？又被推广到全国所有城镇。再之后，农民工进城，我们最初的态度是抵制，甚至围追堵截，可结果呢？政策允许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劳动，今天，他们已经成了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群体。时过境迁，一些国有企业效益不好了，有人偷偷搞起了第二职业，我们当时的态度也是反对！但后来证明，有第二职业可以有效地增加职工收入，还可以为将来自谋职业打下基础，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承认与默许。再之后，市场管制放松了，一些职工便主动从企业里走出来，停薪留职，可最初有些部门不理解，不支持，最后却发现这对企业和职工个人都有好处，是两相情愿的好事，于是制定文件，给予认可与规范。后来……

　　所有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伟大的创举，其最初的产生与实施，往往并不是哪个上级组织或领导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出于生存的需要，主动创造出来的，甚至是冒着风险创造出来的，那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后来被证明是符合实际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于是我们的上级组织，就把这个首创做法认真总结出来，补充完善，并推而广之。

　　我把这种现象称之“政策追认机制”。

　　这种“政策追认机制”，符合社会进步的规律。历史上很多制度，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并完善起来的。问题在于政府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创举了，是不问理由地一概反对，还是满怀热情地甄别扶持；如果要承认这些创举，是被动地承认，还是主动地承认？是被迫地承认，还是自觉地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提出来。这就是执政成功、改革成功最主要的经验。

　　执政者的英明所在，就是把人民群众“偷偷摸摸”的英明创造行为，变得“大大方方”、“堂堂正正”。

　　■“精英”之路（五）

　　志存高远叹未来

　　●江 枫

　　洛阳求学期间，车辆厂领导前来看望，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说，让翟志海和其他40名定向分配生热血澎湃。“第一届高水平技术工”，“车辆厂未来的顶梁柱”，对工厂车间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毕业前夕，工厂安排学子到首都北京一游，生平第一次进京，翟志海彻夜难眠。第一次看到天安门，第一次登临八达岭，第一次感受颐和园，也第一次乘坐地铁，竟然因为免费而坐起来没完，最后在旅游中掉队。北京归来，翟志海进入车辆厂。悠久的厂史，高大的厂房，整齐的流水线，一个直属铁道部的大型企业，一切都很新鲜。翟志海被分配到钢架车间挖补班，原想倾自己之所学，为企业做贡献，但书本知识与实际操作难以对接，志向高远与现实惨淡反衬明显。时间一长，不禁反思，这样的工作不具有挑战性，日日如此，年年重复，难道再过三十年，我也像现在的师傅一样老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