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张玲玲

　　你把自己自传的名字定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性格和天分是不同的，经历和际遇也是不 同的，这样的前提下，你认为自己的成功如何才能在性格、机遇与你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复制呢？

　　我们大学毕业20年聚会时，我的同学都跟我说，“唐骏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德性了？跟大学里完全不一样了。那个 时候我们真是不喜欢你。”你说好像人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但我找到了一个规律，我觉得人的性格都可以改变的，必须是有 意识地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强制性改变。性格是一种对外呈现的习惯，习惯是可以改的。至少我改了，性格也好，说话的方式也 好。我看到周围的很多人都改了，有变好的，也有变坏的。就像我见到的盖茨一样，因为他的特殊地位，他的脾气是跟我们常 人不一样。那我相信他早期也不是这样的。既然可以变坏，为什么不能变好呢？

　　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个一般人，真的很普通，但是能做到今天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功的话，恰恰是因为我在过去的 20多年中不断地改变自己。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了还懂那么一点点事的孩子。我希望自己的那些经历，特别是我受的一 些挫折怎么去超越，以及怎么面对机遇。对大学生也好，职业经理人也好，企业管理者也好，能有一点点启示，还是有一些可 以复制的东西在里面。

　　你曾在日本留学5年，后来又去美国留学、工作。中国早期的留学生，比如孙中山那一辈，人们都会比较，去日本留 学的和去英美留学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文化在你身上会不会发生冲撞？

　　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在哪里呢，我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后来又去美国，在美国的时间比日本还要长一些 ，又吸收了美国文化里一些好的东西。所以，美国人看我是美国人的样子，日本人看我是还满地道的日本人，中国人看我，又 是个中国人的样子。对我来说，不同文化的结合不是把不同的人硬凑合在一起，我是在不同的阶段去吸收他们各自优秀的地方 。优秀的地方对我来说是没有冲突的。

　　虽然你现在不是真正的老板，但在企业中也是处在“一人之下，数人之上”的位置。对你来说，还能颇具亲和力的原 因是什么？

　　因为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人与人在一起都是应该互相尊重的，尊重是我的第一要义。无论我是跟盖茨在一起 ，跟陈天桥在一起，跟陈发树在一起。我的尊重，不是单纯说对老板尊重，同样对我的员工我也很尊重。比如说昨天，微软的 同事聚会，来了差不多有六七十个人，很多人从广州成都赶过来专门跟我见面。其实他们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我对他们已经 没有影响力了，但他们还愿意赶过来跟我见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公司的时候，虽然工作上我会按照老板的方式来 要求他，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过程我们是平等的。这个也是我在日本学到的一种谦让的文化。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 题。

　　你觉得美国的企业文化除了在称呼上可以直呼其名之外，在其他方面与国内的企业是不是也有区别？比尔·盖茨在某 些方面应该也是非常独断的？

　　盖茨在做事情方面还是非常独断的，他有自己的裁决权时绝对不会讲求民主。美国绝对是你坐什么位置，你有什么权 力，百分之百的权力。不像中国的总裁，做决定之前还要问问八个副总裁：你们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我的意 思。这是中国式的文化，和谐的文化，大多数人的意向，超过法律的文化。在美国就不是这样，民意就是民意，法律就是法律 。公司管理也是这样，CEO有百分百的决策权。

　　你在做管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受了这种美式风格的影响？

　　是的。我坐CEO的位子，跟员工相关的决定，比如员工的福利、怎么休假等，我会听高管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每 个人表个态，大多数的就是我的；但是碰到企业未来发展、业务拓展这些方面，我觉得我站的点更高，如果我能把握住了，更 多的是我的意愿，而不是大家的意愿。完全分开。

　　很多人在跳槽时都习惯于说每一次改变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提升，不知道你怎么形容自己从微软到盛大、从盛大到新华 都这几次层级比较高的跳槽？

　　我觉得这几次跳槽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寻找提升不如说是在寻找工作的快感、工作的乐趣，我喜欢不断地做一些能提升 自己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