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突破：不理睬“学大寨”“左”的一套，把“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生产为中心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突破。

　　安徽是个受“左”的折腾特别严重的省份，“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运动特别卖力，强迫命令、瞎指挥特别严重。1977年6月，万里奉命出任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四人帮”虽已被粉碎，但“两个凡是”盛行，十年动乱的严重后果远未消除。大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万里一到安徽，就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三个多月，他几乎跑遍了全省，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感到问题严重，心情沉重。在大别山老红军烈属的破屋里，他看到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农民的茅草棚里，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他看到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的成群结队的农民。内心的愧疚和肩上的压力，使这位素以坚毅、刚强著称的老共产党员流下了眼泪。他在震惊中发出叹息：“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这么穷！”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青年农民，裹着一件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着一根草绳，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说：“吃饱肚子!”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说：“少装一点地瓜干!”万里沉默了，没有再问什么。事后他对同行的工作人员说：“农民的要求这样低，对这样低的要求我们还不能使他们满足!”“如果再不让农民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上饭!”

　　共产党人的党性使万里认定，长期以来一整套“左”的做法，实际上是压制农民，剥夺农民，非彻底改变不可。他同省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反复交换意见，又派人下去作专题调查，在全面掌握情况之后，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实行责任制等等。当时正是盛行“两个凡是”的1977年冬，党中央的口号是“抓纲治国”，但“六条”鄙视那些根本脱离农村实际的假、大、空式的叫喊，下决心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农民为之欢呼，奔走相告。

　　1978年，在“六条”鼓舞下积极性大为高涨的安徽农民，又遇到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直到9月尚未下雨，许多河道断流，减产成为定局。万里果断地提出要正视现实，减了产就是减了产，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措施；如果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坐失时机，就要吃大亏。省委常委讨论决定，支持群众要求，实行“借地度荒”：凡集体无法下种的地，可以借给社员扩种小麦，明年收购时不计统购；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多开荒，谁种谁收谁有。借地的政策很快安定了农民情绪，进一步调动了他们抗旱斗争的积极性，使灾害损失大为减少，局面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左”的可怕的历史惯性一次突破后，还要继续突破

　　1978年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草案下发试行。决定草案坚决批判了建国以来农业战线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总结了七条经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违反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左”倾错误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严重地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为此，决定草案针对性地提出了二十五项加快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强调要端正指导思想，纠正“左”倾错误，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文件，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长期“左”倾错误的历史惯性。文件在提出纠正分配上平均主义的问题时，只讲加强定额管理，而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丝毫不敢触动，相反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反映了当时从上到下对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什么区别并不清楚，更反映了长期存在的一些“左”的框框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从农民的感受来说，最深切的是生产上的“瞎指挥”，管理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农民早已深恶痛绝。三中全会前后，农村不少地方自发地搞起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等等大同小异的责任制，这实际上是在不许“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农民强烈要求纠正平均主义错误所发起的冲击。一些人赞之为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另一些人则责之为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1979年3月中旬，国家农委在京召开有七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就在这时，《人民日报》15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要求“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后来得知：这是编辑部奉命编写的。当时十年动乱过去不久，“两个凡是”阴影犹存，广大干部心有余悸。于是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竟在全国广大农村引起思想混乱，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惊慌失措。

　　但是，三中全会后毕竟不是三中全会前了，这个“坚决纠正错误”的错误，也遇到不少地方的抵制。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正确不正确，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看群众，不看实际?”“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他强调春耕大忙已经开始，政策决不能变来变去，看准了就定下来，就干，秋后再总结经验教训。可能由于各地反应强烈，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安徽辛生、户家三两人的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承认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以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但不少地方农业生产损失不小。安徽各县比较平稳，但也不是毫无损失。

　　1979年国庆节前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试行中各地反映的意见，对1978年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正式公布。其中有两处关系特别重大：一是重申坚决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提出“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农民称之为“可以、可以、也可以”。联产计酬似乎只是个分配方式问题，实际上与产权有直接关联。长期以来，农村中生产责任和劳动报酬不联系产量，造成生产上无人负责，评工时互相争吵，财务也过于繁琐。一实行联产计酬，权、责、利相结合，这三个“老大难”问题都解决了。更重要的是缓和了紧张的干群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十几户、几十户的生产队变为四五户或七八户的组，一个队分为三四个组，队长的权力分散到组长手里。好的生产队长农民争着要，又懒又馋甚至欺压农民的，则被拒之组外，有的不得不写保证书才被接纳。因此，这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农民对某些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一次和平的夺权。

　　二是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条小小的门缝。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为突破口的广大农民，后来就是从这一条小小的门缝里挤出来，掀起包产到户的历史大潮的。不过在1979年尚处于初始阶段，包产到户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处悄悄地进行。比如小岗村的事情，村外就很少有人知道。不料，在安徽省会合肥附近的肥西县，竟也出现了范围不小的包产到户，从而惹起一场风波。

　　以省委名义正式把山南公社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

　　肥西县山南公社1978年秋种麦时，因天太早种不下去，有的村悄悄地、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引起周围不少村竞相仿效。这一下，省直机关的议论就多了。有些同志认为肥西就在省会附近，不是偏僻山区，这样明显违背中央规定，不制止不处理恐怕出岔子。有的甚至质问：“省委想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省委得知后，于2月2日派省农委周曰礼、刘家瑞率领工作组去调查，并于7日召开常委会，听取汇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上午没有开完，下午又接着开。万里最后说了他个人的看法：“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在万里主持下，省委决定把山南公社正式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历史上的分量却不一定小。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以省委的名义把一个公社正式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不论过多少年再回头来看，人们也不能不对这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的勇气和胆识肃然起敬。

　　尽管是省委正式定的试点，肥西县委有些领导人仍然思想不通。他们愤愤地说：“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尸骨未寒就变了，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和国家?老牛要是会讲话，也要到中央去告状。”7月，县委发出46号文件，决定纠正包产到户。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理直气壮地质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部分区、社领导对县委指示采取强硬办法执行，社员则采取不干活、罢耕罢收的办法相对抗。在群众的坚决抵制下，县委不得不在8月8日又发出一个50号文件，改变了46号文件的“决定”。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后来说：“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抗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万里密切注视多种责任制的变化与发展，注视包产到户的试点。他思考得很多很多，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自己的认识，再去教育干部提高认识。12月1日，他在安徽省军区第六次党代会讲话时指出：“对包产到户到底应该怎么看，至少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用不着听见这四个字就头皮发麻。”“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2月25日，他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并说：“实践证明，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紧接着，1980年1月2日至11日，又召开了有县委第一把手参加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这次会议采取发扬民主、敞开思想、专题讨论、集思广益的方式进行，经过热烈争辩取得一致认识，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为全省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在这次会上，万里第一次听到小岗包干到户的事情，会后专程赶去考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安徽两年多的变化，只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前奏，但已充分显示出这场伟大改革的深远意义。实践证明，农村改革是广大农民自身的迫切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农民在实践中的创造，但是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坚强，直接影响农民的创造是得到保护还是遭受摧残，是生长、成功还是夭折、失败。一个县如此，一个省也是如此。领导人到底是无私无畏的改革者，还是四面讨好的“太平官”，在改革实践中受到无情的考验。尊重农民创造，保护农民利益，把农民利益看得比自己“乌纱帽”更重的领导人，必然受到农民衷心的拥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心中有一秆公平的秤。当时全国广泛流传过四句关于吃米吃粮的民谚，年龄稍大的人一定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