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张亚军

　　身份：首个车主俱乐部创始人

　　大多数男孩从小对车都有梦想，我尤其是。

　　我住东城区。1984年，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车——跨斗摩托（北京俗称，一个跨斗，三个轮子）。当时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和摩托车。

　　1987年下半年，有了点钱后，我都掏出来买了第一台汽车，吉普212A。那个车最早是军用，前排左右各有一个车门，后边两扇门像货车一样往两侧开，前排两个座位，后面对着两排座，总共可以坐6个人，顶篷和后门都是帆布，感觉挺拉风。这台车我用了两年，当时用73号油，百公里用15升油，但一升才6毛多。

　　那个年代买车比较麻烦。事业企业单位买车都要经过审批，个人身份买不到。当时我费周折挂靠在一家美国公司驻京办事处，以他们的名义买，不到3000美元，上黑牌（北京外企汽车牌照）。当时的驻京外资机构有两种途径买车，除了允许用外汇买国产车外，还允许自带车，这造成当年倒卖进口车大发奇财。

　　1989年后，买车就容易多了。我换了一台吉普2020N，1992年又换成2020S，1994年换了吉普切诺基。2020N很有意思，是纯军用车，保留了简单朴实的风格，但设计不是很人性化，加油时，要把后备厢打开，把后备厢东西翻开，找油箱油孔，不像现在油孔在侧面，加油很方便。

　　90年代后，我们的保险意识强了，当时我还在人保给车上了保险。1992年我的2020S丢了，正当保险公司准备理赔时，车奇迹般地找回来了，就只花了三天。

　　当时演员和一些暴发户也开始买车，主要是意大利菲亚特126P和前苏联拉达1080，还没到吉普级别。1992年亚运会后，北京知识分子的整体收入提高，大学教授才开始买车。

　　1986年，北京的汽车保有量是30多万辆，是现在的1/10。虽然当时马路没有现在这么宽。

　　开车先得学车，学车很具有时代烙印。1983年，我在公安局工作，所以就用公家的驾照。当时是集体在单位里培训，然后到车管所找个考官就行了，学出来的驾照是公家的。我还记得当时车本分个人和公家两种不同的本，公安局的驾照是小红本，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金字。

　　那时情况是，公家的驾照不能给私人驾车时用，离开单位必须上交驾照。1987年我从公安局离职后，公家的驾照上交了。1987年自己买车后，我“飞”（无照驾驶）过一个月。一般是晚上出来开，白天请有驾照的司机开。那时候的司机是个技术工种，只管开车，勤快的才帮着擦擦车。当时“飞”也没人管，不过后来想想别折腾了，就找了个驾校学车。

　　北京是比较早发展驾校的，1987年在东西南北各建了一个训练场，各家驾校分区域一起学习考试。我当时在京顺所学车。

　　80年代末学车很严格，需要连续练3个月才能考试。每天早上7点30分，班车把你接走，练到晚上6点多回家。一天练8个小时左右。当时用南京跃进、北汽121、大解放作训练车。这些车故障率很高，练车途中常常需要下来修车。在学车的过程中，我们把修车的几招也学会了。考试是比较严格的。譬如钻杆只有熟得不能再熟，才让你通过。

　　1996年时，北京已经到了将近100万辆。这时候北京部分私家车主喜欢聚在一起玩。1996年下半年，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创建了蜂鸟汽车俱乐部，想的就只是“俱乐聚乐，聚在一起大家乐乐”。这是国内第一个。

　　小时候，汽车是一种驾驭的梦想，是寄托一种自身的强烈控制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能扩大我的行动半径，可以带我去西藏，或者更远的地方。从1987年拥有第一台车至今，我总共换过六台车，全部是越野车。我想，喜欢什么东西确实是不需要理由的。

　　本报记者杨开然 关囡 石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