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很多事情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匆匆忙忙，甚至不留痕迹。但不管时隔多久，记忆中的另一些深刻的片断却时不时会跳出来拨动我们的心弦。今晚，在皎洁的月光下，漫步沂河边，那双悲哀、无助的眼睛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在1974年11月初，我在驻陕某部担任团电影放映员，带车去离部队驻地30余公里的澄城县赵家庄放电影慰问在进行野营训练的连队，放映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电影片《杜鹃山》。夕阳西下，深秋的渭北高原山峦起伏，放映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黄土地上，各种野花随着清冽的风散发出沁人的芬芳。快进村了，路边的乡亲们看到放映车驶过，纷纷驻足观望，挥手致意，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热切期待的笑容。性急的孩子们一边往村里跑一边吆喝：“解放军放电影来了，解放军放电影来了。”

　　车还没停稳，村里的大队书记就已经忙不迭地迎了上来，嘘寒问暖，十分热情。他身后站着三个中年汉子，低眉顺眼，神色拘谨。我和大队书记寒暄了几句，就准备卸车、抬发电机。大队书记连忙制止我，回头向那三人吼道：“老刘，你们仨赶紧帮解放军同志卸车，老老实实干活！”那被喊作老刘的汉子，约摸五十岁，看上去是个朴实憨厚的庄稼汉。我一面推辞，一面想为啥老刘会被这么使唤。大队书记仿佛看出了我的不解和疑惑，理直气壮地解释道：“这三个是我们村的地富反坏分子。这个老刘是坏分子，另外一个是地主，还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都得好好劳动改造。”

　　卸车、拉线、支机器、架银幕，老刘跑前跑后，干活非常勤快。那张原本恭顺小心得有点木讷的脸也因为热得满头大汗而渐渐活泛了起来。我抽空悄悄问他：你老实巴交的，犯了什么罪成了村里的坏分子？老刘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其实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坏分子，哥哥还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但千不该万不该，解放初期在大队书记上台前，他家曾经和书记家闹过仗，书记上台后就把他定成了坏分子。言者的语气很平淡很无奈，我这个听者的心情一点点沉重下去。

　　夜幕降临，电影就快要开场了。来看电影的战士们整整齐齐地坐在地上。难得看到一次电影的社员们就像过节一样热闹起来，有坐板凳的，有坐地下的，后面不太看得见的，有的站在椅子上，有的站在课桌上，伸长了脖子向前不停地张望着，更有调皮的孩子爬到旁边的树上去。银幕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每个人脸上兴高采烈，嬉笑喧闹声不绝于耳，毕竟这是他们很长时间里最期盼的娱乐活动。老刘站在我的旁边，也和村里人一样在焦急地等待，他搓着手，双眼在如水的月光下闪烁着热切渴望的光芒。

　　就要放映了，村民们的声音低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银幕上，这时村里的喇叭传来了大队书记的声音：“社员请注意了，大家热烈欢迎解放军放电影。下面地富反坏分子退场，电影是慰问解放军战士和贫下中农的，不是给你们地富反坏分子看的。”我忙瞧向老刘，只见他脸色苍白，嘴唇微微发颤，一句话没说，目光暗淡下来，只是用那种哀求的眼光瞧着我。我心中一颤，忍不住安抚他，让他继续看下去。可这时，大队书记来了，不顾老刘的哀求和我的求情，硬是把他拉走了。考虑到维护军民关系的原则和老刘坏分子的身份，我没有再多说话，只能看着老刘落寞地穿过热闹人群的身影远去。

　　精彩的电影放完了，村民们三五成群地散去了，老刘他们三个又出现了，是来帮我们收拾放映设备。我低声问老刘：“你刚才到哪儿去了？”“我一直在那边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听来，样板戏真好听。”老刘已摆脱了刚才的低落情绪，一时还沉浸在电影情景里。

　　3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到过赵家庄，不知道老刘现在的生活如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正当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农民也能充分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带来的文化成果，我想，老刘的那种悲剧再也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