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深处的生活两面

　　《穆斯林的葬礼》的长盛不衰，也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恋爱理想。

　　那个时候，大众关于阅读的注意力仿佛都与爱情有关。比如琼瑶，比如张爱玲。

　　“张爱玲的作品在她那个时代并不像今天受到众多褒奖。在当时的人看来，张爱玲不是个好女人。说，这女的怎么这样？有点阴暗。”还是像老教授所言，前卫的张爱玲被时局抛弃，被胡兰成抛弃，却在几生几世后，被人高高捧起，视为女神，尤其是女读者。《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同名影视剧一部接着一部。

　　“张爱玲的东西一时更比一时火。李安的《色·戒》不就是么？她笔下的爱情跟琼瑶的你侬我侬呢呢喃喃的不一样。她始终带着尖酸的冷刻审视人性，还有男人和女人。所以，张爱玲更高级得多。”老教授如是说。

　　进入90年代，人们开始沉浸在怀旧情绪里，而上海滩是亘古的主题。张爱玲笔墨的气质正好迎合了时代心理。浓浓的上海味儿，是当时的时髦。

　　女人最真实的镜子还是女人。女人是张爱玲的永恒主题。她们自私、城府深，经得起时间考验。多是斤斤计较的：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的苍凉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长存于人间。一如那句经典：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却爬满了瘙。

　　“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有人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冷峻尖刻让人绝望而体己，但在物欲的时代，也令人膜拜得虔诚。

　　张爱玲在至俗中脱俗。有人更“俗”，撕破脸皮了，一副痞子相。在这个被视听轰炸的年月，王朔于这个社会的格格不入被无限放大，以个体独成一派的“文化现象”，成为文坛的一个异形。即使百年后，对王朔的评判始终脱不开一个“秀”字。有人说，这样一个做秀胜于实干的时代，王朔的激烈言行究竟是一种战斗姿态还是一场脱衣舞秀？

　　可对于70年代生人来说，王朔是哥们儿，是潜藏在内心的另一个自己。

　　“如果80年代是假大空，那90年代王朔出现了以后，他就把生活很真实地解构了。他给你一刀，然后全部拉开，里面花花绿绿地全出来了。”呼市仁路书业的乔老板如是说。

　　王朔怎么就冒出来了？“长久以来，文人在公众的视野里都是端着的。在90年代，人们的思想开始成熟独立，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但社会又开始变得浮躁，人们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王朔一副浑不吝的架势，把别人想说却不敢说，想骂却不敢骂的都倒出去了。痛快！就像看热闹，还看得你特服。”

　　现于80年代后期，盛于90年代的王朔，被人们像描述但丁一样来描述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他结束了一个时代，并开始了另一个时代。

　　21世纪了，王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他并没有远离，隔段时间就以各种姿态蹦出来，坐在风口浪尖上，人们也依然饶有趣味地谈论他。

　　最近又有人说，王朔就是李云龙，绝对不按常理出牌，永远直扑敌人的要害，典型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王朔永远奔袭灵魂的重镇。”相互娱乐着呗。

　　盛极一时的文化大散文

　　日渐被娱乐化边缘的，还有近日被封了“大师”的余秋雨。这位“文化明星”在90年代以一部《文化苦旅》爆得大名，甚至掀起一阵坊间创作“文化大散文”的风暴。其时，若案头不放一本《文化苦旅》，是要被人耻笑的。

　　我们可以从批评家朱大可的言论中想像当时的盛况：“《文化苦旅》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我记得《文化苦旅》里有这么一段描写。在上海的某一条公路上行驶着一辆公共汽车，要上一段斜坡。车上的人太多，忽然之间熄火了。汽车有倒退的危险，司机只能拼命踩住刹车。他要求下去一些人帮忙推车，可是车上的大人都不愿下车，正当司机为难时，一群背着书包的少先队员下车了。孩子们猫腰躬身，两只小手使劲推着汽车。终于，汽车发动了，爬上了斜坡。余秋雨有一句感慨：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推着一群麻木不仁的成年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老教授特别指出了这一段，他说，在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一群孩子推着一个机械的庞然大物艰难前行。这段良苦用心的寓意，体现了余秋雨对民族的深深忧虑。

　　但是不买账的、拍转的大有人在。人们说余秋雨聪明地把握了经济、文化剧烈变革的大时代，貌似凝重的姿态中隐藏着向权力谄媚的笑。在这些人眼里，不过是“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与“苦难和甜蜜之间的杂糅”以及“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和“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的包装。

　　厚德书局的任老板说，90年代是个充满浪漫的时代，泛着浓浓的怀旧温情，娱乐开始回归。《老照片》《白鹿原》《黄金时代》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