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鲁超国

　　从京官到村官，从打工者到董事长。

　　如今的杨本伦，应该说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他看来，成就似乎不等于成功。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时您从“京官”去当“村官”，是出于什么原因？

　　杨本伦(以下简称杨) ：去年咱在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就明确说，到村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从政。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当时在中央机关感觉高、空，就想好好锻炼一下自己。当时我想到地方机关工作，曾和山东省人事厅联系过，但后来还是感觉必须到基层才能对社会真正了解。

　　记：那您后来怎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杨：到了村里之后，我感觉要真正干成事情也很难。既然不能干事，再从政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当时我非常坚决地离开了政界，走向了企业。

　　记：我发现您几乎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有可能的话，还想继续从政。那您现在还有这种愿望吗？

　　杨：有，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是我一生的奋斗理想。

　　记：那您如何看待大学生到基层锻炼？

　　杨：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一个是对基层来说，注入一些新的血液；第二对本人有好处，锻炼个人能力，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自己很好的心态。

　　记：经历了这么多挫折，您认为自己是幸运者还是悲剧人物？

　　杨：我认为自己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幸运者。因为有了改革开放的这种大环境，我才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基本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记：总结16年来的曲折历程，您有何感想？

　　杨：至今，我还是觉得当初选择去农村是正确的。一个人的选择要和社会的主旋律、主流结合在一起，这样你才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现在，市场经济是中国的主旋律，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做点事情，就会感到自己是市场经济的一分子，没有脱离这个社会。我觉得现在有这样一种感受，对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

　　杨本伦如是说

　　●“我当时希望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因为在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时就是学的国际政治。”

　　●“我当时也在想：我究竟是想挣钱还是做事？选择去农村当‘村官’并不是冲动之举。”

　　●“以前一直埋头干，没有给自己时间去思考。那时候我才发现，我可能真的不适合搞政治，光干好活不行，还要处理好人际关系，我最不擅长这个，哪怕是当一个小小的村官。”

　　●“既然不适合搞政治，于是我就考虑向经济领域发展。”

　　●“我不得不承认南方很多私企老板挣钱都很有头脑，但我总觉得不长远，我可不愿意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我在三家企业上班的时候，老是想改变老板的思路，而不是按照老板的吩咐把活干好。我有时候太理想主义，太急于求成，而且往往受点委屈就想跳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