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

　　王光美沉思了片刻，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笔者注：《纪要》经毛泽东及陈伯达多次修改；题目则为毛定)。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毛于是下定决心，准备改造“你们的‘党’……假共产党”。(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15页)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28天，中国历史轨道发生巨变，“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词汇“文化革命”)，被毛泽东首次提出。而刘那时是中央惟一敢于公开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此前，兼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已在《纪要》上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表明了使用军队力量之意)。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党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尖锐批判“二月提纲”，悍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党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在沪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通知”以逐条猛批“二月提纲”的特殊方式展开)，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19日，刘少奇回国。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开了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6—1409页)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约八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政治局委员也未到齐；与会者包括一些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共约一百六十人)，以“半合法”程序，勉强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彭真“文革”后说，他当时即认为“赫”不是指自己，是指职务更高的人)。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也被拒绝(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以后，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黄峥：《王光美访谈录》，第395页。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第288页。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19页)

　　于是，“文革”由它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许可下似乎如常运转。刘大约也认为，把他正式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主席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第444页)等等以来，毛、刘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到“文革”前夜，彼此间各种观点与做法的分歧，已发生严重纠葛。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的失控状况；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毛泽东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68页)

　　而党内对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程序，从来没有制度化的条文规定。中国又缺乏对两种不同政治见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

　　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文化占上风、民众毫无知情权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作者: 高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