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些硅谷或者华盛顿的精英接轨，让观念升级，让视野放大。这就是汪洋、孟建柱等人的施政策略、一种新的“劝学运动”：在世界没有变平之前，先让官员通过读书和网络把观念拉平。

　　目前所有对官员的恭维中，“学者型官员”可能是最让人受用的，其流行程度已经超过了官方经典用语“人民公仆”。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求学时代没有获得知识经济洗礼的官员群体，重又形成一股读书热，同时还可以解释近两年书市中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波澜难兴的中国书市难得地出现了与80年代返城知青的伤痕文学、9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相似的又一次高潮，这就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前者代表着东方传统价值的现代化，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员则期冀从后者中汲取并收获西方现代价值的中国化。

　　领导干部当表率

　　“哇，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站在外滩三号三层的沪申画廊讲坛上，对着满座的中国人夸张地讲解他是如何领悟到这一世界运转之道。这幢位于上海外滩的1922年的七层建筑，无疑是弗里德曼在中国宣讲自己理念的最适合的代表场所：一个由乔治·阿玛尼的服装、高级餐厅与咖啡馆、男性护理中心、中国当代艺术画廊、浦江江景构成的小世界，至少在消费主义上象征着世界是平的。

　　但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们——比如重庆——更急切地盼望从这本书中找到“填平”世界的机会。和以往不同，这种热切最初是由官方推动的。

　　直到今天，赵雷(化名)已经看了5遍《世界是平的》了。赵雷是重庆一位副省级官员，他回忆说，2005年，汪洋刚到重庆履新市委书记时，官员群体的读书氛围并不浓，在私下形成讨论议题的，也往往是帝王将相稗官野史之流。

　　这种“向后看”的封闭视野，让汪洋不无担心。山城重庆，在经济大潮中，“无欲则刚”的城市形象只能意味着落后。2007年，当汪洋离开重庆南下转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这座城市已然增添了欲望和野心，汪洋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施政手段来促进这一变化：让官员读书。

　　2007年年初，汪洋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美国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给他印象尤甚。

　　“他由此萌发了倡导重庆官员多读书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的想法。回来后就开始布置了，在参加一次经济工作会议时，他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世界是平的》一书。” 赵雷说。

　　“这不是表面上说说而已。”赵雷说，官员像做功课一样读《世界是平的》，因为汪洋罕见地将检查读书成果作为一种机制确定了下来——春节后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集中半天时间交流讨论，确定1—2人轮流主读每一章，思考重庆怎样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应对挑战。

　　赵雷回忆说，每次读书会，汪洋总是亲自参加甚至主持，“全球化视野”成了多次读书会上诫勉官员的关键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得看领导者给下级做出怎样的垂范。”赵雷说。各单位分别成立了读书会，集中交流读书心得。而《世界是平的》更成为官员们读书的首选。

　　这份特殊的寒假作业，也引起了市民的好奇，以至出现此书两天内在重庆脱销的局面。重庆书城一天之内，库存的一千册《世界是平的》竟然卖断货。

　　汪洋当时说，重庆直辖的十年一直处于“爬坡上坎、负重前行”阶段，需要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少一些浮躁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让新兴直辖市充满思想的活力，充满知识的动力，充满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