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责马英九

　　“气氛马上僵硬起来，全场鸦雀无声。马英九意识到了，转回头来，很尴尬。”

　　南方周末：有报道说，您和马英九也发生过一次“对抗”。

　　李子春：马英九那时候刚当“法务部长”，成文的规矩是，他要跟各地的检察官谈话。那天他到了花莲地检署，他说了他的执政理念，也说要听听我们基层检察官的想法。于是我就讲了我对司法改革方向的建议。

　　马英九是个礼貌的人，一边听还一边做笔记，官场上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了。但我说了一半时，他分了心，转头跟我的检察长说了几句话。

　　我立即就不讲了，气氛马上僵硬起来，全场鸦雀无声。马英九意识到了，转回头来，很尴尬。偏这时候，检察长说“‘部长’很忙碌，要去赶火车，李检察官是不是尽量简短发言”，我就发脾气了。

　　对着马英九，我说：你是很诚恳，但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有很多意见要表达，为什么居然只留这几分钟给我们讲，你如果没有诚意，就不要来了，我也不稀罕你过来。

　　南方周末：马英九怎么回应？

　　李子春：他赶快道歉，吩咐手下去退火车票。

　　其实，我对部属都非常客气，但是对我的长官，就比较不客气了，不光马英九，好几个“部长”都被我这样教训过。好像俗语说的，穷秀才见官大三级，我后来自己也研究，可能是嫉妒心作怪了，哈哈。

　　南方周末：《联合报》评论您“严重积案，考绩不佳”。

　　李子春：逼得萧天赞“法务部长”辞职那年，我的考绩是丙，就是差一点被解职。其他的年份，除了一年甲等，其他都是乙等。

　　我们检察机关，每年通常只有一个检察官被考评乙等，其他都可以是甲等，所以每年乙等就是我，这恐怕是我让长官最开心的地方，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协调其他人之间的考核了。

　　只有一年，我被打“甲等”，因为我们换了新的人事主任，他新来的不了解情况，问“李子春检察官办案比别人多，不能打甲等的规定他也一条都不符合，怎么只打乙等”？结果其他考绩委员都没说话，因为所谓的“原因”他们不能说，所以最后只能给我打甲等。

　　南方周末：那“严重积案”呢？

　　李子春：我们担任检察官，任务不是害人民，而是把真实的情况查清楚，用最好的方式处理每一个案件。一些查案看上去平等，比如都偷自行车就都关10天，但是仔细办理的话，可能发现一个家里很富，另一个则很穷，难道可以同样判决吗？

　　犯罪了就抓起来，这不是真正的司法人要做的事情。真正独立而负责的检察官，就是要把每个案子都查彻底，因为你手中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处置人民财产的大权。

　　不断有新案子交给我，但是结案是由我自己把关的，于是我的案件就迟延累积起来了。这恐怕是我总是考评乙等的原因之一，也是后来陈水扁他们攻击我的一个口实，说我的案件严重迟延，说我检察能力低下。

　　我担任侦查检察官的时候，不管长官们怎样来催我，我都不理，按照我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去查案子。所以二十多年检察官生涯，他们只让我做了3年多的侦查检察官。

　　后悔没抓“保外就医”的政治犯

　　“有官员说希望我遵照施启洋‘部长’的意思处理，我直接回答说，你告诉施启洋，我叫做李子春，‘部长’没权力交待我做什么事情。”

　　南方周末：更早的时候，您还办过吕秀莲的案子？

　　李子春：“美丽岛事件”后，很多党外人士被军法审判，其中就包括吕秀莲和余登发。不过其后政治气氛就逐步变化，在“司法部”(“法务部”前身)的运作下，两人不久就得以“保外就医”。

　　当时的做法，更多的是政治的考量，具体在法律上，其实有很多疑虑。保外就医的规定是，如果身体康复，就要重新回监狱服刑，但是吕秀莲已经去了哈佛大学读书，余登发则一直在参加街头演讲。监狱方面很困扰，就把两人的保外就医案交给地检署处理，正是由我负责。

　　当时“司法部”希望给他们假释，有官员说希望我遵照施启洋“部长”的意思处理，我直接回答说，你告诉施启洋，我叫做李子春，“部长”没权力交待我做什么事情。

　　高检署的最高检察长，立刻打电话给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让他赶快来解决我的问题。当晚，我就写报告说明，这是违法的假释，因为保外就医的人是不能假释的，请“司法部”重新处理。

　　桃园的检察长问我：这个案子是不是移转给别人？我说不行，这就是我的业务范围。后来检察长要将我调离岗位，我说这可以，因为我尊重自己的法律职权，我也尊重你的法律职权。

　　随后我就被调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

　　南方周末：如果继续由您处理，您会去把吕秀莲和余登发抓回来吗？

　　李子春：我会，因为他们显然身体很好，不存在“就医”的问题。这一点，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坚持。

　　南方周末：为什么后悔？

　　李子春：如果把他们抓起来，余老先生或许还可以多活几年。(几个月后，余登发离奇死亡。此案至今未破，台湾普遍的观点是余登发死于政治暗杀。)

　　陈水扁被抓，“我心里很不舒服”

　　“现在我有孙子了，陈水扁也有孙子，他不能回家陪孙子，我也很难过。”

　　南方周末：因为您始终和当权者作对，尤其在陈水扁时期，您的职位被一再降调。

　　李子春：因为我一直是“钉子”，所以我大部分的检察官生涯里，职务是公诉检察官。侦查检察官调查完成后，就由公诉检察官去法庭起诉， 处理别人已经处理完毕的事情。有一度，我还被指派去做执行检察官，就是在判决后，负责把人犯羁押入牢房，或者一些民事赔偿，负责去收缴。长官喜欢把我放在 对他们危害最小的位置上。

　　南方周末：现在陈水扁被抓起来了，在法律的层面上，扁案还有变数吗？

　　李子春：只是刑多刑少的区别了。

　　南方周末：您长出一口气了吧？

　　李子春：其实，我见到每个人被抓起来的时候，心里都很不舒服。

　　记得自己刚当检察官，第一次押人进监狱。被我收押的犯人，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入狱前我让他打电话回家，就看见他在哭。那晚下班回家，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犯人，今晚不能看到儿子睡觉了，儿子也不会看到爸爸回家。

　　该押的人我从不手软，在我手上，被送进监狱的人太多了。可是每次押人，我都会浮想起当年那个画面。

　　现在我有孙子了，陈水扁也有孙子，他不能回家陪孙子，我也很难过。

　　这也是激励我那么多年来坚持自己办案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我常常告诫自己，如果什么案子都很快处理，那么可能很多人不应该关的被关了，不应该关那么久的就关了那么久，这不仅是他自己的痛苦，更是他全家的痛苦。

　　感慨“人的问题”

　　“现在收押陈水扁，是台湾司法界向前跨出的一大步，但是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司法独立从此就往前走。”

　　南方周末：您在十几年前，就和谢启大、高新武、彭绍瑾等检察官一起推动司法改革，追求司法独立。您觉得台湾司法独立的方面，有哪些得失？

　　李子春：在制度上，我们有长足的进步，可惜被其他因素抵消了。

　　南方周末：哪些因素？

　　李子春：主要就是政治的各种手段。

　　任何政治制度下，对人民威胁最大的，是掌权者犯罪。对司法威胁最大的，就是掌握权力的人。掌握权力的人，不会坐等司法把他滥权的机会都锁死，会用各种行政操作的细腻方法，让司法人屈服于人性的贪婪，趋吉避凶。

　　很多检察官，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往往都充满理想，但是慢慢地，他们改变了。不是说变坏了，而是慢慢向主流的方向靠拢，很大的因素就是生计的因素，别人都升官了，孩子要上学，他们就逐渐地转变。

　　很多人说司法改革，集中在制度的改善。但是我觉得，制度固然要变革，可是，我们的制度下，法官可以独立审判吗？可以啊。检察官可以独立调查案件吗？可以啊。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这么做呢，这里就有人的问题。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把每个司法人培养成钉子户，培养成独立的司法人，而不是权力羽翼下的科员。

　　南方周末：一些评论说，扁案是台湾司法独立的里程碑。

　　李子春：民进党执政时，司法系统很少办民进党的案子，现在就办很多。是每一次都有人来指挥检察官，来打招呼吗？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收 押陈水扁，是台湾司法界向前跨出的一大步，但是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司法独立从此就往前走，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或者说，就是要看，是掌权者更细腻 地去驯化司法人，还是司法人更独立地去限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