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陈锦洪状告佛山市经委行政侵权，曾被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如今，“民告官”这个在民间传统文化中颇具悲 情意味的词汇，已经不再那么新鲜。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新法施行后行政诉讼此起彼伏，到公共事件受害人频频“向监 管部门讨说法”，“民告官”正在成为一种常态现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官民关系的演化，正是一步步将公权力置于法治的羁束之下。在曲折中前行的“民告官”， 成为这一艰辛努力的重要指标。

　　一方面是公权的自我克制。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分别施行，对于构建现 代法治框架下的公共治理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迅速复苏：在民众眼中，政府行为的权威性不再是天 然的，它首先来自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民告官”不是挑战政府，而是正当行使公民宪法权利，并负责任地帮助政府臻 于至善。30年来，通过“民告官”的生动实践，政府与民众在公共治理关系中“双方发力、两极对冲”，逐渐扭转了公权独 大的局面，亦为“依法治国”、“保护人权”等条款入宪，落下了生动的注脚。

　　如“秋菊打官司”的诉求一样，经历数次申诉的陈锦洪目前“只讨了说法，却没有赔偿”。即使如此，与诸多“民告 官”案例相比，陈锦洪的运气还不是最坏的。根据统计数字，很多行政侵权受害人都面临败诉的结局，一些人甚至难以进入法 院的大门。

　　在许多情况下，“民告官”仍处于“叫好难叫座”的境地，尚存较大的改善空间。

　　在“民告官”已成常态后，时下的当务之急，一是排除“照顾某某部门面子”等法外因素的干扰，畅通司法渠道接受 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并切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如果原告胜诉率情形长期较低，不仅难以 发挥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置初衷，反倒可能将原属于行政管理领域的矛盾拓展至司法领域，进一步打击行政相对人的信心，激化 社会矛盾。二是强调胜诉的完整性，包括“厘清是非、认定责任、纠正行为、赔偿损失”的全部环节。要严守行政行为的是非 界限和公共品格，严格执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和原告撤诉须经司法审查等原则，防止“不分是非、两下私了”或者“只定责 任、不定赔偿”，导致行政诉讼的胜诉完整性大打折扣。

　　“民告官”案件多次证明：由于对行政程序缺乏法律规范，司法者与原告往往都面临“原具体行政行为办事程序不明 ”的困境，而对于人事更迭频繁的行政机关而言，时过境迁之后要想查清上任经手人的办事程序，也确有困难。因此，从技术 支持的角度展望“民告官”的未来发展，在现有的各项行政实体立法之外，亟需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许借助这部法典 ，陈锦洪被撤销法定代表人职务的政令，事先就难以出台，而且即使其生效，事后各方也可迅速查清是非和责任，当事人和代 理律师在陈锦洪案背后感受到的那种“心酸和悲愤”，抑或能大大减少。

　　□江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