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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伤痕》发表前后
口述实录
《伤痕》发表前后
-口述人：卢新华
-身份：作家
要说起来我和你们报社还是有点缘分的。我大学毕业时，因为是党员，退伍军人，又是上海市青联常委，中国作协会员，就业前景很好。其中最诱人的去向就是《人民日报》社要我去做团委书记。
当时学校管分配的老师一共找我谈过三次话，前两次我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愿意去的态度。最后一次他动员我：卢新华，你知道《人民日报》社团委书记是个什么概念吗？如果外放，就是个地委书记！
这对我的诱惑力确实是很大的，我从部队退伍时不过是个侦察班长。但我思前想后，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当不了官。再说我希望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所以，最后去《文汇报》当了一名记者。
《伤痕》是我上大一时的一篇习作。作为响当当的红五类，我并没有《伤痕》主人公王晓华的经历，但我在现实中确实看到过、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伤痕”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的大学生，我那时刚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们意气风发，成立了几个兴趣小组，我写过诗，理所当然被分到诗歌组，后来才“跳槽”到小说组。
当时班级要办一期墙报，每人必须根据自己所在兴趣小组交一篇相应的作品。我之前没写过小说，写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写一个女青年，在母亲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后信以为真，选择与家庭决裂。在与家人断绝联系的9年里，她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由于她的家庭问题不能上大学，两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后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知道母亲蒙冤。在经历一番内心的忏悔和挣扎后，她赶回家中，不料刚获平反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这个王晓华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不过她的模样是根据我当时的恋人、现在的妻子描摹的，稿子最后也是在她家小阁楼上一台缝纫机上写好的。那天晚上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扔下笔才发现自己哭成了泪人。
后来，这篇习作经过我们小说组组长倪镳之手，贴到了班级墙报的头条。我当时把小说交出去后并没放在心上，两三天后的清早，忽然听见宿舍门口人声嘈杂，打开门探头一看，原来很多人正围着看我那17张稿纸的《伤痕》。
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同学边看边抄，泪水不断洒落在笔记本上。直到《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墙报栏前读者始终络绎不绝。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成了复旦一景。
《文汇报》记者听说这事后，就托人找我要稿子。但稿子4个月之后才见报，中间过程很曲折，当时发表这样的作品，报社也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作品。《伤痕》给我的命运带来的转折，却让我始料不及。
就在那一年，还在读大一的我，成了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随后，我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
那个时期，我频繁出席活动、参加会议，受到过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回到学校，还经常一周两次接待络绎来访的中外记者。
当掌声、鲜花、荣誉一齐涌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忘乎所以。我只不过是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中了一张“彩票”。
《伤痕》发表后，有很多文章说它突破了这个禁区，突破了那个禁区，陈荒煤啊、王朝闻啊，很多大理论家都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其实我想说，我什么突破都没有。
他们看到的突破是从文革这一段看的，文革时期把什么都弄得没法写了，三突出啊、高大全啊，纯粹成了八股，我对于文革时期确实是有许多突破，爱情的禁区、悲剧的禁区，什么都是突破。
可是要是对照二三十年代——鲁迅的年代，我一点突破也没有，对照19世纪契珂夫、莫泊桑的时代，也没有任何突破，充其量继承了他们一点文风。其实我写《伤痕》之前想的就是，我要回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鲁迅的传统。我在文革期间没写过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看了觉得不一样，很清新，其实还是很拙劣的，跟那些大作家相比，显得很稚嫩。
图片由卢新华提供
新时期文学大事记
□1977年
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
□1978年，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举行，作协等5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1979年
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京举行，会议重申双百方针，文艺界全面“解冻”。
□1982年
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出，《芙蓉镇》等6部小说获奖。该奖项至今年已举行7次颁奖，获奖作品31部。
□1986年
11月，中国作协设立综合性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
□1999年
《萌芽》杂志与北大、复旦等高校联合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等少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
□2006年
11月，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接替于2005年10月病逝的巴金，成为继茅盾和巴金之后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三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