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卖馅饼”，同“下海”、“第二职业”一道，这些时代气息浓郁的“90年代词汇”，记录着市场经济之初中 国社会的跃动。

　　如果往前追溯，相比“读书无用”、“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80年代词汇”，“教授 卖馅饼”是知识分子待遇这一老话题的新版本。所谓老话题，是因为当时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的 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扭转，而从卖馅饼到开公司，一些知识分子面对市场大潮的自我调适，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新现象。

　　同时期身为北大副教授的韩毓海，在1996年题为《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中曾引用了这样一个数据。当时(19 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受托进行了《北京大学国内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60％的人表示“后悔”留在北大，另 有34.7％的人则未置可否。可见，学术遭遇市场，让象牙塔内从名教授到青年教师的所有人，都产生了普遍的焦虑。

　　十多年间，社会变迁早已让“教授卖馅饼”

　　成为昙花一现。今天的大学，是“海龟”遍地，教职难求。如果从社会阶层的视角看，大学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 阶层”，以其更显著的中产阶层特征，和卖茶叶蛋、卖馅饼之类的传统“体力劳动者”，无论是收入或社会地位，都已不可同 日而语。

　　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何如此急切地要为“脑力劳动”正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经历过批判 “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岁月的人们，时常津津乐道于教授们住着带抄手游廊的四合院，穿着体面的西服，出门坐黄包车的民国往事。据考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收入，高于普通劳工阶级百倍。

　　从现代社会的理念来看，追忆这种悬殊的收入制度，是否又有些矫枉过正？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的尊崇，有着充分的历史合理性。我们不妨对比同时期的美 国、日本，或是台湾地区，教授同劳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明显缩小。然而，人为的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制造高下之 分，无论过分偏向于孰者，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正如教授百倍黄包车夫收入的时代的终结，是历史的选择，“教授卖馅饼”的 昙花一现，也是现代化的必然。但在这个“高下之分”

　　的反复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钟摆。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之后，人们更应在价值观上，平等尊重所有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因为对劳动的 普遍尊重，也是对人格的普遍尊重，它彰显的是现代社会的公平。但对脑力劳动的尊重，也不能仅靠金钱来衡量。西方的教授 ，收入并不比公司白领高多少，然而他们所获得的尊严，尚且不是中国的教授们所能企及的。

　　□姚远(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