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北京)周海婴 图/文

　　周海婴作为鲁迅之子的身份为人尽晓，而他作为一位摄影师的身份却鲜有人知。日前，他从数十年拍摄的数万张照片中精选二百余幅首次公布于世。由这些照片，80高龄的周海婴也完成了一个重要历史见证人和一个普通老者对人生的双重观察和感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镜匣人间，纷纭世事，而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着，人生也就是这样前进着。

　　我出生100天，便被父亲抱去上海知名照相馆拍了照片，自儿时开始潜意识里对照相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亲切感。在镜头前我收敛调皮变成乖乖儿，这是镜头随人选择的奇妙，抑或是我10岁便拿起相机开始记录人生的机缘。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之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母亲自然不能丢下方才八岁的我，让我随去做“跟屁虫”。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

　　自此以后,我总有拿着相机拍照的渴望，这样走了大半辈子，拍过的底片竟有数万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1943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记得那只镜箱用620底片拍摄，简单的二片“新月”镜头，提拉式两挡铁片光圈，快门一挡，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而我最近常用的是佳能数码机，有1000万像素。

　　我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那时母亲帮我细心粘贴，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在我的数万张底片中，有一些我最为得意、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首先是1948年，香港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领导接到毛泽东电报，奔走相告，甚大鼓舞。估计解放军一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大家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分途北上。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照片中轮船甲板上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宦乡和党的领导连贯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宝贵。又比如，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1948年，民主人士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事情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所以，我的这几帧照片应该算做历史见证的“孤本”了。

　　其次是“二·六”轰炸的照片。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二·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候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自己印了名片，叫作“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今年春天，我又专程去了五十八年前的故地，只寻见路边一块纪念碑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缘故被敲成两截，又用水泥粘合一起，这种偶然的“不幸”和伤愈，令人呵嘘叹息！

　　近七十年来，我的摄影兴趣不减，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这与时局、运动、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关系。坦白说，我确实曾想过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却还是钟情于科技。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也有随机的景物，那是我的审美观和兴趣的体现。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对布设、摆布没有好感。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特别敏感，因此拍下不少解放前难民和乞讨者的照片，自然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我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与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再看今日，数码时代来临，相机发生彻底革命，电子代替胶片，相机的普及率造就一代摄影族群，网络上以亿万计的照片让人应接不暇，我依然努力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开始用新型摄影器材，摆弄着未知同时却也在不停地回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照片无疑是我在潮流中行驶的逆舟，毕竟这是我的拥有，姑且称之“镜匣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