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的小股东

　　但是，进入本世纪初，兰州城中村乡镇企业发展遭遇瓶颈。企业既要承担安置本村农民，又要在管理人才缺乏的情况下考虑到自身发展，“乡土”企业面临现代企业管理挑战。引入股份制，几乎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探索模式。

　　2005年，光辉村对村集体资产量化评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至2008年初，最终完成企业股份制改造，村民成为股东。

　　2008年1月的一天，对光辉村303户759名村民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日子。从2005年8月31日封底，17岁以下按人头配股，17岁以上持有人头股、工龄(参加村劳动时间)股，每家每户股东张榜公布。

　　张力中家6口人，除了当老师的儿媳不是股东，老母亲、他们两口子和儿子、11岁的孙子都是股东。鉴于老一辈人对村里的贡献，村里的“退休人员都有股份，我母亲86岁了，她现在拿着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还有股份分红！”张力中那天带着老母亲看榜，格外激动。

　　那天，挤在人群里的村民李淑琴带着3岁的外孙看榜，在她们家的股东中，就有2005年5月29日出生的外孙刘凌甫。李淑琴是村里的计生专干，村上另外3个名字熟悉的小股东也在上面，他们是：腾子衡、窦宏伟和徐雯。李淑琴说:“他们4个都是2005年8月31日前出生的，是村里的幸运儿！”

　　2008年10月31日下午，张力中在光辉小区另一个单元母亲刘秀兰的家中，他问老人：“妈，你是不是村上年龄最大的股东啊？”老人纠正说:“村上的五奶奶比我大些！”

　　当天下午稍后的时间里，在光辉小区的另一个家庭，3岁的小男孩刘凌甫正在客厅玩耍，调皮聪敏的孩子，浑然不知他是股东的真正含义。

　　这是一个跨越世纪的变化。86岁的刘秀兰老人和3岁的刘凌甫是光辉村这块土地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两块时间界标。

　　融入城市

　　搬进楼房，有了更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已经不依靠土地吃饭，他们作为农民的实际意义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农民身份的改变。

　　光辉村和其它兰州城中村一样，他们不能享受“城里人”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政策。他们本质上依然是乡镇村社管理体制下的农民。

　　城中村，是中国城乡二元制的历史产物，而城市化进程必须将其从乡镇村社的“娘胎”里剥离出来。光辉企业公司和光辉村委会这对在现行体制下的政企“孪生兄弟”必然要血脉割断，“各立门户”。

　　就在企业酝酿改制的同时，兰州市从2006年开始全力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光辉村村民于2007年全部转入城镇居民户口；行政管理纳入广武门街道办光辉村社区，原有村民的养老、医疗、就业指导等等，融入城市化管理的运行机制。

　　2008年5月25日，“兰州光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志性地跨入了30年后的另一个发展阶段：新的股份制公司所产生的董事会，只管村民的资产而不再管人，企业和行政彻底脱钩。

　　“现在村民的收入除了退休金、工资，还有分红。”张力中说，没有工作的年轻人，除了企业发的一份工资，还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万一企业效益不好了，还有城市养老、医疗、低保等保障。老张现在是兰州光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之一，而他的儿子自谋职业，在一家防盗门厂上班。

　　在张力中和李淑琴他们这一代人看来，改革开放30年，把“过去的农民变成企业职工，再变成股东”。更重要的是，他们彻底融入了城市。

　　30年，跨越了一道无形的“城墙”。本报首席记者 朱静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