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结束插队生涯回到南京，在衣食住行方面有点领潮流之先。婆家刚得到台北的家族遗产，翻盖起一座两层小楼，我最初的居家空间使用的是割绒窗帘，屋里不但家具成套，还有书橱、沙发、西式挂毯和维纳斯塑像。女儿的玩具是卡西欧电子琴，她喝过的麦乳精罐头听子数都数不清。大多数的人家那时候都使用芭蕉扇，公公却经常慢条斯理地用华生牌电扇吹凉他的面条，然后起油锅做鱿鱼肉丝“两面黄”。后来置办冰箱和电视，也比一般人家领先，买来洗衣机的那一天，为了检验它的功能，先扔了一块抹布下去，看到排水管出来脏水，全体围观者异常兴奋。

　　那时候我上班，骑一辆用侨汇券在上海买来的凤凰小轮车，蓝白相间，非常新派。之前我在县文工团呆过，烫头发比一般的南京女孩子们稍早，穿衣服也比较讲究，外套特意跑到老字号李顺昌去买。那时候照相馆还未向“封、资、修”解禁，但文工团的女孩子们已经会在晚上潜入照相馆，光肩膀上挂条穿松紧带的普通短裙，再戴上戏里的珠环，就拍出了效果很棒的低胸晚礼服照片。我虽说没拍“晚礼服”，拍了一帧婚纱照也是挺好看的。

　　后来大家都开始爱美，邻家女孩把一幅2尺7寸宽的红色的确良对半裁开，接成一个很长很长的窄条，然后坐在煤炉边用铁熨斗一道褶一道褶地熨，最终做成一条百褶超短裙，配普通白衬衫非常惊艳。我为了寻求别具一格，特地学会了缝纫机，参照上海的时装杂志自己做衣服。我女儿去上幼儿园，身上总穿我做的“奇装异服”。

　　不过当时的工资并不高，离开公婆自立门户，首先就在穿着上开始打折扣。那时候时兴毛巾布的蝙蝠衫，剪裁容易、造价低廉，我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了武汉读大学。

　　我女儿读高二的时候，我做了单身母亲。因为不知道一个人的工资养女儿行不行，我打了一瓶杂质很多的菜籽油来烧菜，还把很多旧报纸、旧杂志整理出来，一捆捆地堆在门后，准备万一不济的时候拿去换米。可是实践证明我们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第一次小有节余，我不好意思到银行去打听如何办理存款，无意中听到同事闲聊时提到储种里的“定活两便”，我便去办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存折。

　　我和女儿喜欢旅游，等她长大后,我们自费去过泰国、去过中国香港。有了女婿之后，我们开越野车去兜风和逛大卖场，然后吃巴西烤肉、欧式铁板、韩式料理、日式料理、印度菜、泰国菜、墨西哥菜和海鲜自助。现在他俩的口味大幅度回落，问到上哪儿吃饭，女婿似乎只对家门口小馆子的剁椒皮蛋感兴趣，我女儿则非常喜欢我的清炒冬瓜皮和芹菜叶煮稀饭。

　　曾经一块儿插队的同学陆续下岗退休，她们或有生活的烦恼，会到我这里来小聚，我的家就是她们某种意义上的娘家。我们准备去唱卡拉OK时，我们的女儿们会帮我们提供歌厅打折时间段的信息。

　　因为供职于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同时较早享有正高职称，我的待遇在同辈人中间相对稳定。但是人生很具象，不公平的事和公平的事往往泥沙俱下，当我的心中有了愤怒，我就放下正事，拿起针线在书案上做女红。这时候，就像我女儿喝上芹菜叶稀饭的感觉一样，我得到反璞归真。

　　三十年就像画了一个圆，不过一切都不一样了。比如当年做针线，是缘自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勃发激情，今天做针线，是出于对澄澈心灵世界的平和寻求。

　　回首三十年，虽然家是同一个家，但一辈子像过了几辈子，真是物超所值。梁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