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懒汉锅炉”全国打响，把后半辈子献给河南专利事业

　　“钱学森是我的老师，他教过我宇宙力学。”采访陈大通时，说起自己的科研经历，69岁的他一脸的自豪。1965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国防核工业部做科研工作，先后在青海和四川核武器基地工作，参与了中国第一颗氢弹和第一个洲际导弹的研究工作。1984年调回河南，在省科学院科研处工作。

　　“十几年工作在大山深处，除了研究就是研究。”那时的陈大通，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没人知道专利这个名词，他也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把后半辈子全部交给专利事业。

　　晚报记者 辛晓青／文 周甬／图

　　“谁发明了什么东西，全国都在用。”

　　阴差阳错走进专利行业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没有专利意识。“谁发明了什么东西，就是公开的，全国都在用。其实，英国的专利制度已经存在300多年了。”

　　陈大通举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30多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共同开发研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这种中成药因为效果好用量小，而国外的西药用量大还有很大的副作用，“我们没有专利保护，我们的企业也不知道去国外申请在国外受保护，结果很快，青蒿素就被国外买去研究，后来国外开始到我国购买原料生产，这个专利技术对我国企业造成了起码十几亿的损失。”

　　陈大通说：“中国的专利事业，应该是从1985年4月1日开始的，那是《专利法》开始实施的日子，也是开始接受专利申请的日子。”1983年，国家开始宣传专利法，同时培训专利代理人，陈大通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专利行业。

　　“当时我们处的一个同志要去参加培训，可是他私下给我说，经过他的了解，专利代理难度很大，他不想去参加，我一想，从事专利代理没有年龄限制，我当时四十六七岁了，再说万事开头难，可是开了头，就是光明的前景。”抱着这样的念头，他替那个同事参加了1985年国家第三批专利代理人培训，“三批总共在全国培训了4000多人，留下来从事专利工作的才几百人。”回来之后，时任科学院负责科研管理的副处长的他，成为科学院下属的专利事务所的所长。

　　在开始接受专利申请的前一天，在北京接受申请的窗口前，有人拿着被子排队，争当第一个申请专利的人。

　　“第一个申请的人好像是七机部的一个职工，而五笔字型的发明者王永民也在第一天的队伍中。”陈大通说，第一年他只代理了3件专利，第一个是省科学院的一个发明，当年整个河南是300多件，全国也就1.4万多件，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只有重大科技发明才是专利，所以当时申请专利的也主要是科研人员。

　　“单位收发室每天收到成麻袋的信。”

　　“懒汉锅炉”养活了事务所

　　专利事业开始之初，申请的人太少，仅仅靠代理费很难养活这些代理人。

　　陈大通和他的事务所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1992年的时候，我们的事务所要和科学院脱钩，自己挣工资，自收自支。”陈大通说，他也犹豫过，毕竟在科学院是个事业单位，而到事务所就意味着要在市场上打拼，那时候的陈大通已经52岁了，“我决定拼搏一下”。

　　不过，陈大通还是有一定的准备。“当时我代理的一个专利非常成功，而且我们也负责技术转让，效果非常好，也有很好的收益。”陈大通介绍，1988年，二砂的一个工人找到他，说自己对锅炉的一些小改造不知道算不算专利。

　　这个工人操作锅炉中发现有一些问题，比如锅炉烧开水以后，必须等所有的水放出来完，再放生水再烧，而开始烧开的水到后来已经凉了，等全部放完再烧开一锅炉，时间又很长，喝开水很不方便，“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原先锅炉里面一个缸分隔成两个，中间用一个管道连接。”这样的锅炉一边是烧开的水，一边是生水，靠压力来让水循环起来，这样就保证一直有开水，节约了能源，还方便了使用开水。

　　陈大通帮助这个工人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成功，并代理了这个专利技术的转让。“当时这个专利参加了一次工业展览，立即吸引了大家的关注，不久他们单位收发室就开始每天成麻袋给他装信，都是要买专利或是买产品的，甚至有个部队上的人拿了一张20万的支票，来买产品。”

　　“懒汉锅炉”的火爆让专利权人措手不及，“我们就代理了他的技术转让，转让费的10%归事务所，我和专利权人开始天南海北地去转让技术去卖产品，就是这样的一个非科研人员的专利，转让了63家企业。”据介绍，当年无锡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因为购买了懒汉锅炉专利，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因为技术转让时与企业协议在一个地方不再转让于其他企业，于是无锡市的三个人为了获得这项专利，到外地去设立企业购买专利生产，也获得丰厚的收益。

　　陈大通说，因为当时的技术转让很少，而代理量也很少，所以事务所基本上就靠懒汉锅炉的技术转让，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