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复招：从“特权阶级”到“学术勇士”

　　“这个是我”。马中骐指着一张合影中最后一排的大个子说。

　　相片中的他，穿着蓝色的军便装，旁边有人穿的是西服。

　　没有介绍，你看不出这是一张博士毕业生的合影。

　　相片拍摄于1983年5月27日。相片中的人，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他们一共18位，时人称为“18勇士”。

　　那一天，马中骐获得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001”。

　　中断

　　研究生被指资产阶级接班人

　　马中骐有两次“读研”的经历。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首位主任吴本厦回忆，1963年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高校研究生工作会议。当时中国高层次人 才的培养非常匮乏，从1961-1965年，一共只培养了近5000名研究生。

　　马中骐196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师从胡宁教授。不过这段学习只持续了一年多。

　　“1965年北大搞‘四清’，1965年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全到农村，我到了现在的昌平南口。”马中骐回忆。

　　1966年6月27日，教育部发出暂停招收研究生的通知。

　　1967年1月教育部又向国务院打报告，说“研究生制度是培养特权阶层、培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接班人”， 干脆把研究生制度给废除了。

　　1967年，大约3000名在读研究生被分配回原籍。马中骐回到兰州大学当老师。

　　10年后，一次出差的机会，马中骐到北京看望胡宁教授。

　　“胡先生希望我搞粒子物理研究，他问我愿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

　　“68到70级的大学生由于没有接受太多的正规大学教育，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提出让他们重新念大学，叫‘回炉 大学生’。”马中骐回忆：“听胡先生这么一说，我高兴得很。但当时没有关于回炉研究生的‘红头文件’。

　　这是中国行政思维中必备的东西，这条路最终没走通“。

　　□本报记者郭少峰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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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观察

　　珍视“国家名器”

　　学位制度，是兴起于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自198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体制长期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110年历史，可谓是充满艰辛的“苦旅”。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痛切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吾 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从这个角度看，实施学位制度，确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进步。它标志着，起码从制度上，我们比较完整地 把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引进了中国；也说明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培养高层次人才，不会再“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如今，距离马中骐等“18勇士”获得博士学位已过去二十多年，似已毋庸再称颂当日决策者的英明。相反，我们需 要思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这个制度有多少新问题不得不正视。

　　学位不等于学问，更不等于能力。尊重学历学位，是好事情，不仅激励青年努力向学，也表明社会之“理性化”。但 如果迷信一纸证书，而忽略真才实学，决不是国家之福。

　　翻检各类招聘启事，或公务员考试之章程，多对学历学位进行严格限制。为国抡材，应惟才是举，而不能“惟学位是 举”。

　　当下学位之授予，有过滥之嫌疑。中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已经可以和美国德国比肩。但不必讳言，中国的高等 教育水平，距离美国德国还有很大差距。是否在规模扩张的同时，质量有所下降？圈内传言：“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也没有 考不上的博士”，或竟道出了某些真相？

　　学位是国家之名器，授予学位是国家庄重而严肃的行为，也代表了高等教育制度的尊严。所以，学位之事须慎重，培 养高层次人才，也不能盲目跃进。

　　学位制度还要警惕“金、权”之侵蚀。

　　如今一些大学，成了“大家来学”。官员、企业家纷纷进入，获得在职学位。“成功人士”有心向学当然好，但如果 蜕变成权学交易、钱学交易，那就是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罪莫大焉。

　　洪堡曾宣称，“寂寞”和“自由”是大学的两条基本组织原则，坚守学术尊严、珍视学术声誉、捍卫学术独立，正是 西方大学的真精神。

　　我们引进了“名器”，但引进之后仍需学习其真精神。一种制度施行几十年而未能立，这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 ，而是决策者缺少壮士断腕之勇气。□任羽中

　　一日三十年5月27日

　　●1980年大陆参加亚洲第五届乒乓球赛的运动员，在乘机回国途中遇台风改道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

　　●1983年新中国首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举行。首批自主培养的18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学位。

　　●1985年中英两国代表在北京互换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批准书。

　　●1986年上海市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简称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宣告成立。汪道涵任主席。

　　温故知新

　　莫让“将军扛炮弹”

　　本报讯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自己拉氧气瓶做实验，被人们称为“将军扛炮弹”。在厦大各系，许多实验器材的订购、 领取、准备实验工作都得教师、研究者自己做，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了。

　　化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廖代伟指着一排实验架告诉记者，这些钢架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从拖板车到仓库领料，从用钢锯 下料到焊接、上油漆全得自己动手。他苦笑着说，没想到在工厂接受“再教育”时学的手艺，现在派上了用场。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教师与教辅人员的结构不合理。按教育部的定编比例，像厦大这样八千多人的综合大学 ，教师、教辅人员分别应为1200人和470人。目前，厦门教师达1600人，超编400人，而教辅人员却只有230 人。

　　教辅人员少且素质较差，许多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由于总的编制超编，合适的教辅人员又难调进来，使得一些教师 不得不干实验员的工作，造成了人才浪费。

　　那时流行

　　评书连播

　　流行时间：20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评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曲艺中最古老的一种艺术形式。远在唐宋时期即已形成，那时称“评话”。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电台电视台的评书连播曾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

　　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等评书表演艺术家都有一群铁杆的“粉丝”。

　　1985年，田连元录制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在全国各地电视台交换播出反响强烈，首开了长篇电视评书的先河。

　　通过电视表现的评书节目，虽然主要还是靠语言的功夫，但是艺术家加上的动作和表情，给人更生动形象的感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脍炙人口的评书，如《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杨家将》等等，给一代 人带去了快乐和谈资。那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无数听众和观众每天带着遗憾离开收音机和电视机，而第 二天又会准时地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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