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在我印象里，英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有不同的热法。

　　在八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求知若渴，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最大的愿望。那是一个启蒙的 年代，读书热既包括了英语热，也包括美学热、哲学热等热潮。人们读书并不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一句“知识就是力量”就可 以废寝忘食。而到了九十年代，出国热兴起，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真实再现了出国热潮。

　　而英语成为出国必须跨越的一个门槛，于是英语热有了更加坚实的落点。新东方成为“中国第一人贩”，经历坎坷的 英语老师俞敏洪则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教主。

　　另外，政府也对英语热进行了强力升温，职称英语、四六级英语、高考英语，英语成为各类考试中最重要的考试科目 。至此，英语热又被升华为一种国家考试制度。

　　它体现了一个古老国家对开眼看世界的紧迫感，以及融入主流世界的努力。对英语的大力推广，使大量学子能够走出 国门，并在若干年之后乘风归来，以“海归”的高贵身份，为国家进步贡献智慧。

　　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推动，也使英语热很快变质为“考试英语热”，并引发了有识之士对英语热的反思与声讨。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英语热也许是最持久的潮流，直到今天仍然如火如荼。君不见“双语幼儿园”遍地开花，英 语早开始了“从娃娃抓起的”浩大工程。而李阳“疯狂英语”在体育场里的山呼海啸，显示了英语热的某种病态。当温度一路 升高终于滚烫，反思者即开始了对病态英语热的批判。2004年，全国政协委员谢克昌对英语教育热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政 府对各类升学考试强制性的英语考试制度，剥夺了学生的学习自由。

　　纵观三十年，英语的社会形象几度变化：从英语是一门知识，一种智慧，到英语是一门考试，一个门槛，一个身份， 到英语是一项产业，直至一个“宗教”。英语频频变换的身份，映出了社会步伐的快速，也映出了中国几十年的人间世风。

　　有意思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民族主义思潮也曾潮落潮起，但我从没见到有人喊出“抵制英语”之类的 口号。这也许显示了，英语已经超越了它所附着的文化、政治因素，内化为“我们的英语”。这或许可作为几十年英语热的又 一个注脚，也显示了中国对融入世界的“痴心绝对”。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