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978年11月30日，50个上海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悄悄”来到了苏州。

　　他们算是文革之后，上海出游的第一个团队。

　　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敢宣称自己“出去旅游”，而仅仅说是“散散心”。

　　旅游，这种在“文革”期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以这种“散散心”的方式，悄然回到上海，并很 快在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和高级职员中间流传开来。

　　1979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报道称，“一日游 ”、“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停办了十多年。现在恢复组织“一日游” 、“二日游”旅游活动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

　　时至今日，当时的上海旅行社“服务员(导游)王天范，依然能想起1979年”国庆游“中的一幕：杭州的苏堤上 ，他给游客念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游客有的默默不语，有的泪如雨下。

　　旅游成“资产阶级”生活

　　与“悄悄散心”的提法不同，上海旅行社于1979年推出的“国庆游”，可能是文革之后该市第一次公开提出“旅 游”的说法。

　　在该旅行社服务了30多年的导游王天范记得，1979年9月1日，上旅“国庆游”首次开始报名。

　　仅仅只是在橱窗里贴了一张告示，王天范说，8月31日晚，就有人开始在福州路上的上旅门市部通宵排队。“人龙 一直甩到云南路上，有百米多长。”

　　此前十余年，上海市民的旅游，一直在荒废中。

　　王天范，1979年作为兼职导游进入上旅，是“文革”后该旅行社乃至上海最早的导游之一。

　　1966年结婚的他，清楚地记得，8月16日，“文革”“破四旧”开始。这年，成立于1958年的上海旅行社 也被迫关闭。

　　而他和太太的杭州蜜月旅行，也不得不改期。人人都紧张地在“抓革命，促生产”，出去游山玩水会被人扣上“资产 阶级”的帽子。

　　“社会突然变得很乱，没有人还顾得上旅游”。王天范说，父亲生前是个工商业者，更得小心。“文革”前上海的老 旅行家大多是有学问的工商业者，后来被戴上“封、资、修”的帽子，旅游也被视为“为地主和资产阶级服务”。

　　7.5元苏州一日游

　　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了旅游组。这是上海的旅游业在“文革”之后开始复苏的最早迹象 。

　　这时一汽服务公司的5个车队近50辆大客车，要在每个工作日接送上海郊区和安徽的三线工厂的工人上下班，而周 日这天是闲置的。“文革”时期从一汽服务公司调往海员俱乐部担任调度员的戎良，曾经是解放前上海最早的有声旅行社的导 游，他想起来可以利用周末搞苏州、无锡、杭州短途旅游。

　　戎良曾经在海员俱乐部负责给政协和工商联的客人安排用车，手里掌握了大量这些客源的名单。这些老客户及其子女 和亲戚朋友，成为后来旅游组的早期客源。

　　首班“苏州一日游”的客人很满意，请媒体的记者写了报道。到1980年，一汽旅游组最火的线路“海宁观潮”， 一个周末就能开出五六十辆50座的大巴，驻车的南京西路甚至需要交警来维持秩序。

　　一汽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整个上海旅游。

　　1979年2月，上海旅行社复社。第一家专业旅行社终于重新在上海滩立起大旗。

　　1981年，街道、医院等开办的集体制“老13社”陆续诞生。上旅、一汽旅游组等有了春秋、东方、新华旅行社 等强劲的竞争对手。

　　王天范记得，当时最经典的线路是“苏州一日游”，经济团每人只需要7.5元，便可以在苏州最有名的饭店松鹤楼 吃一顿午餐，一桌10人，四个冷菜八个热菜。

　　而“杭州一日游”的飞机班则是当时最贵的线路，每人21.5元。吸引游客的是它的交通工具———一架美国二战 时留下来的“三叉戟”飞机，能够直接从上海飞到杭州。有些游客为了坐飞机而专门报这个团。当时，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的 月工资是58块。

　　早期的旅行社重社会效益不重经济效益，上旅“苏州一日游”报价7.5元，旅行社只赚5角钱。人们旅行的目的也 很单纯，就是为观光，对物质的要求很低。

　　出门旅游先换粮票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行社，远远都不如今天这么容易。

　　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打印机、传真机，电话费很贵，还没有普及。上海一汽服务公司旅游组的导游谢惠国每每 统计了游客人数后，都要发电报到苏州、杭州的旅店，告知游客的到达时间、所需房间数量和用餐标准等。

　　旅游线路的广告传单上，还要注明旅客需“自备半斤粮票”。游客在出门前，则必须先拿着单位出具的出差证明，到 粮管站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只有这样，他们在异地旅游的时候才不会饿肚子———谢惠国只有收了游客的粮票后， 才让汽车发动前往目的地。

　　那时还没几家宾馆，游客都睡招待所，4-6人一间的大通铺，或者那种单人的板床或铁床，一个楼层一个厕所和洗 澡间，晚上只有两个小时供应热水。

　　肉体上苦一点没什么，那时的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宣泄。过去快30年了，王天范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和两位老旅行家 ，登富春江严子陵钓台，吃红嘴扁鱼的情景。

　　“我和两位师长分了一瓶啤酒，在半山腰的钓台上看江景。鱼唇上真的有一点红，肉质非常鲜美。”后来作为导游的 王天范去了富春江不下百次，对自然美的精神感应，再没有这一次这么强烈。

　　沿富春江逆流而上，便是现今闻名的“千岛湖”。不过在那时，它还是个刚刚才有游客踏足的“新安江水库”。

　　导游张瑞珍当时曾跟着上旅的老总去搞线路开发。她在千岛湖时，正赶上有载着游客的汽车到了湖区。

　　“当地的农民跑出来，跟着车队走很远，不知这些人来干嘛的，要轰走他们”，30年后的今天，张桂珍想起当年的 这一幕，笑着说，当时的许多人，脑袋里没有一点“旅游”的概念。

　　旅游放开担心“特务”

　　1978年，在旅行社等民间旅游的兴起，上海官方也开始将旅游纳入视野。当年5月，上海市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 成立。不过，当时官方对旅游的定义主要是为外事服务。

　　而此时，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已经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强调，“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业，为改革开 放积累外汇”、“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游’(即旅游和石油)工作”。

　　1978年从上海市外事系统调入旅游局的陈东成回忆，“成立旅游局，一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二是旅游是外事工作 的一部分。”

　　旅游局成立之后，归属市外办管理，首任局长就是当时市外办的副主任，归为外事工作的一部分。旅游局把大部分精 力放在接待外宾的国际旅行社上。

　　旅游局宣传处出的上海风光明信片、期刊和地图，都是中英日文三语，目的是外宣而非推动本地旅游业。

　　而即便在此时，对于对外开放问题，当时的中央高层会议还透露出一丝疑虑：“是不是开放得太早了？”陈东成记得 当时有中央的高层领导提出，“会不会把特务放进来，窃取了情报怎么办？会不会腐蚀干部，把干部带出去？那些落后的地方 ，不能给外人看。”

　　300外宾进上海

　　1977年10月，一艘荷兰籍环球旅游船抵达上海港，在上海外事部门的协调下，船上300多游客上岸。此事直 接触动了上海入境游的恢复。

　　“中国刚刚结束政治运动，外国人很好奇，想看看那时的中国到底啥样。”时至今日，派去接待外籍游客的谢惠国依 然难忘当时上海市民对这些外国人的关注。他当时才22岁，见到荷兰人很拘谨，荷兰人用英语和他打招呼，他也不知该怎么 回答。

　　当时用于外事接待的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下面的华侨、国际、衡山等六大宾馆。

　　最多时，几千人同时要在上海过夜，住房紧张得厉害。一些没有地儿住的老外，通常就会被旅行社临时拉到苏州甚至 到船上过夜。

　　1979年，上海旅行社开始造上海宾馆，接着又有了虹桥、华亭、银河等上海市自己建设的旅游宾馆，也开始接待 外籍旅游者，这才意味着上海的旅游业结束多年的封闭状态，正式对外开放。

　　上海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也更名为旅游局，又变为旅游事业管理局。1986年，上海市的导游证核发权收归旅游局 ，两年后，市政府才明确规定，市旅游局开始对全市旅游业实行全行业管理。

　　自此，上海旅游进入飞速发展期。到2007年，上海接待入境旅游者约666万人次，接待国内旅游者超亿人次。

　　-新观察

　　人民需要旅游

　　“文革”前的旅游，产生于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的少数旅行家中间。真正的“大众旅游”，是“文革”之后的事 。

　　“苏杭游”的恢复，是后“文革”时代上海的知识阶层脑袋和身体同时开始挣脱束缚的标志。“抓革命，促生产”讲 了10年，受迫害最深重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者，自然地产生了审美补偿的冲动。

　　不过当时，“左”的思想余脉仍在，无论是江南的小桥流水，还是西北的秦始皇陵，主流是激发爱国热情，小资情调 还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政治运动年代没有电视机、收音机，看电影几乎是城市人惟一的娱乐方式。不过电影没几部，翻来覆去都是东欧、苏 联、阿尔巴尼亚和国产的国际共产主义影片。老百姓极少上饭馆吃饭，下了班能和同事坐下来抽根烟聊聊天就是极大的享受。

　　人们渴望有新的审美态度、新的生活方式。旅游，便在此渴望中悄然而生，尽管其并非喷薄而至。

　　1979年，复社的上海旅行社开始在门市部橱窗里贴出旅游告示。尽管此时，旅游在一般市民阶层仍旧没有形成概 念。而这一年教师、医生、老干部等平反知识阶层，已经开始拿着补发的工资去苏州杭州“散心”；然后是港澳回乡探亲的侨 胞，再后来有了民主党派和台湾的客人。

　　不过那时的旅游，改革开放才刚刚启幕，“防腐化、防特务”的观念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脑海中，政治空气依然紧张， 即使旅游中，人们也小心翼翼。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香港华侨拎着个四喇叭录音机在西湖边放邓丽君的情歌，周围的人自然地放慢了脚步。如果 被人举报放“靡靡之音”，公安局会没收录音机，并带这个华侨去做笔录。

　　一对台湾老夫妻跟旅行团去杭州。公安局担心他们是“特务”，嘱告导游“不要给他们单独活动的机会”。实际上， 这对30年没有返乡的老夫妻也在担心，“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所幸时代总在发展，旅游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

　　根据游客年龄、经济实力和旅游线路目的等细分的老年团、豪华团、会务团在90年代开始出现。千岛湖的旁边，开 始出现度假村，400余元一天的湖景房，也有人开始消费。观光游不再是惟一产品，伴随着物质享受的休闲游开始热卖。而 时至今日，异国风情，也早已进入寻常人家的游览册中。

　　但与此同时，导游却觉得游客越来越难带。对物质越来越挑剔，人情也变得淡薄。当然，导游也不再仅仅是“为人民 服务”了。

　　□道书明(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

　　温故知新

　　北京紧急叫停滥用耕地建房

　　新华社北京电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提供材料：近年来，北京市乱占滥用郊区农田的现象相当严重。为了坚决刹住这股歪 风，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月24日发出了紧急通知。

　　通知宣布了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凡未按市政府原规定程序批准的基建占地，不论其用途如何，都属非法占地。对非法 占地尚未施工或正在施工以及竣工后尚未使用的，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一律冻结、停工、停用，听候处理。国务院发布《村 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后，继续非法占地者，按以下原则处理：对买卖、租赁土地的，收回土地，没收全部价款和租金，并对 双方作罚款处理。对双方的直接负责人和主要当事人给以行政处分和罚款。对买卖、租赁土地从中渔利情节严重的为首分子， 要追究法律责任；对以买卖、租赁房屋的方式变相买卖、租赁土地的，除按上述原则处理外，其房屋由所在县、区政府没收； 社队集体建房和兴办企事业非法占地，要拆除建筑物，恢复地貌，或由县、区政府没收其房屋。对社队直接负责人，要给予处 分和罚款；对社员非法占地建房的，要责令拆除，或收归集体所有；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占地建房，包括给子女建房，不仅要 没收其房屋，而且要给以处分。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82年3月4日第二版《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制止乱占滥用耕地建房歪风》

　　一日三十年——3月4日

　　●1979年人民日报报道，上海恢复苏州杭州一日游。

　　●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结束

　　●1983年邓小平说：不能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

　　●1985年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

　　●1986年著名女作家丁玲逝世，终年82岁

　　●1987年中国六大航空公司成立

　　●1988年国务院决定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9年邓小平指出：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

　　●2005年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

　　那时流行

　　庞中华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

　　流行指数：★★★★★

　　庞中华，重庆市人，1965年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地质勘探专业，硬笔书法教育家、当代中国硬笔书法事业的主要 开拓者。自1980年以来，有100多种字帖和专著出版发行，其中代表作有：《谈谈学写钢笔字》、《庞中华钢笔字帖》 、《庞中华现代硬笔字帖》、《庞中华书法集》、《庞中华诗抄》、《庞中华散文集》、《庞中华电视讲座》、《庞中华人生 感悟》、《硬笔书法简论》等，主编了多部书法教材。其图书总印数已突破亿册。

　　他创办的庞中华硬笔书法中心及学院，迄今已培养学员120余万人，被誉为“中国硬笔书法第一人”。

　　□本报记者吴珊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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