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谈及自己对863计划起到的作 用，王大珩曾这样形容。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与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4位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 我国高科技。这封信得到了中央重视，批准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因为信件的提交日期，该计划又得名为 “863计划”。

　　而今写信的4位科学家，只有93岁的两院院士王大珩健在。

　　宋健主编的《两弹一星元勋传》中对4人的举动作出这样论述：这个催化剂能否正确地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作用者 是否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胆识。

　　1986年的那个春天，中国政治家和科学家携手，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

　　“星球大战”引发震动

　　1986年之前，中国已开始考虑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问题。

　　吴明瑜，原科委副主任。他回忆称，1983年国务院组织专家开会，针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浪潮，提出 了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

　　但会后并没有完全部署落实相关意见。而就在那时，美国总统里根又发表了“星球大战”的演说。

　　对于美国的计划，国内科学家的理解是，表面上是对付前苏联而作出的“战略防御”，为美苏争霸显示威慑力量，实 际上是为加强美国高科技发展，抢占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

　　“星球大战”计划一经公布就引起世界震动，前苏联和当时的东欧集团制定了针对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日本 制定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

　　对此，已经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该怎么办？

　　那时，国内对于高科技的发展还存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全世界都在发展高科技，中国也应奋起直追，否则只能落 后于人，受制于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财力有限，国外搞高科技，就让他们搞去。国外发展出来了，直接用人家的成果 就行。

　　直到1985年3月，有关专家还就如何应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策略问题进行研究。直到1986年，还处于 “我们该怎么办”的讨论之中。

　　没钱就不该发展高科技？

　　1986年2月，有关方面组织针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提出，这 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中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不能延误时机，尽早出台相 应的决策。

　　这天晚上，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敲开了王大珩家门。当时陈芳允和王大珩一样，对于发展高科技的心情焦急 难耐。

　　在王大珩家中，二人促膝长谈。两人认为，“中国财力有限，不该发展高科技”的论述，将会阻碍高科技发展。

　　陈芳允打了一个比方：国家与小家一样，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 必须要花的，涉及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

　　二人达成共识，不能让“没钱就不发展高科技”占主流。没钱可以突出重点项目，制订有限目标。没钱少买几辆豪华 轿车行不行？

　　当晚，陈芳允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一下？”王大珩马上表示同意，“太好了 ，干脆直接写信给邓小平吧”。

　　两位老科学家就此商议，先由王大珩起草初稿，并拉杨嘉墀、王淦昌两位专家一同参与。

　　杨嘉墀、王淦昌当时分别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两人获知此事后一致表示赞同 。

　　一封信写了一个月

　　中科院研究空间科学的专家潘厚仁是王大珩的助手。当时，王大珩把信件的思路告诉他，让他先理出个初稿。

　　几天后，潘厚仁拿着写了一半的稿子找到王大珩，说后面的写不下去了。

　　王大珩接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文章只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进行了实质性论述，而对中国到底怎么办的问题上涉及 不够。

　　望着潘厚仁苦恼的样子，王大珩准备亲自捉刀，完成这个论述。

　　他展开信纸写道：“……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稍 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事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 说……”

　　这封信在王大珩那里，前后修改了一个多月，《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初稿。

　　陈芳允看到文章后连声称赞，同时又补充了国民经济方面的科技发展问题。而后，王淦昌，杨嘉墀又对信进行了逐句 推敲。

　　综合了3位专家的意见，王大珩又拿起笔正式起草，抬头写：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信件托熟人送呈邓小平

　　那封信的原件至今未曾披露。王大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释，“原件里提到少买豪华轿车”等问题。

　　当时准备送信时，也有一段插曲。

　　王大珩等四位老科学家顾虑，中央领导人公务繁忙，看到信也许会批，但也许会搁置下去。另外，按常规渠道向中央 送信，一级一级往上走，估计没有几个月也送不上去。

　　这时，王大珩想到了他的另一个助手张宏，也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跟邓小平有特殊关系。

　　张宏听了四位老科学家的建议，对于他们的心情非常理解，痛快地从王大珩手中接过了信，并设法于当天就送到邓小 平的办公室。

　　出乎王大珩的意料，三天后，就有了回音。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此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 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小平同志批示下达之后，国务院立刻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在充分 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我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国家拨款百亿实施计划

　　当时，计划的具体事宜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

　　宋健、吴明瑜当时分别任国家科委主任、副主任。今年2月22日，吴明瑜回忆，他跟宋健提出，如果制定863的 计划，那涉及计划的基本方针是什么？因为写信的四位科学家都在国防系统，着重从国防角度发展，但国家在当时已经进入了 和平建设时期，该以哪个为重点？

　　吴明瑜就计划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建议。他们的意见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

　　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召开了7次会议，讨论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986年8月，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邓小平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

　　1986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并决定拨款100亿。这又出乎了王大珩的预料，他们 认为当时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而他们提的建议主要是在国防科技上，估计能花几个亿就不错了。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

　　起跑线上没有落下

　　此后，有媒体评价，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提出863计划，把中国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

　　在863计划实施15周年的成果展上，一只在背上长出了“人耳”的活老鼠来到北京。这只“人耳”鼠，展示的是 我国863计划的一项科研成果。当时的展览有1000多项863计划科研成果，包括克隆羊、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微型 机器人等高科技展品。

　　2006年，863计划走过了20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863计划已发表论文12万多篇，获得国内外专利8 000多项，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1800多项。在一些领域内，中国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如曙光4000A高性能计算机 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制造和应用10万亿次级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

　　正如20年总结大会上，国务委员陈至立的发言，“863计划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 一面旗帜。”

　　-新观察

　　赛先生的境遇和使命

　　赛先生(Science)，这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便开始风靡全球、引领数百年风骚的干将，曾被中国五四先贤 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终于又重新找回了失落的尊严。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告，“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事情，一去不复返了。”他 引用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一语惊醒了尚被“文革”噩梦余绪笼罩的人们。

　　此后，大批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重新回到教学科研岗位。共和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也就在这一年，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开启了文学对科学的狂想序幕。科技作为一种信仰，深入人心，渗透到 社会肌理的各个角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的口号，开始不胫而走。赛先生如沐春风，终于扬眉吐气。

　　由此，陈景润等科学家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成了许多追梦少年的羞涩 理想。这些鲜活的历史注脚，正是那个转折时代景观的表征。

　　5年后，一本名为《第三次浪潮》的书风行中国。当时，新技术革命的潮流正在全球澎湃汹涌。经过改革开放风雨洗 礼的国人开始意识到，必须进取直追，依靠科技的进步，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

　　于是，诸如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一系列科技战略不断涌现，科技振兴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催化下 取得了惊人的叠加效应，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当然，赛先生随后的经历也并非一片坦途。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的风浪席卷全国，科研领域也不例外：科研人员“下海”创收，科研机构纷纷从事经营 。盲目的物质崇拜，导致社会分配出现“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顺口溜，令赛先生愁肠百结。

　　好在历史只是暂时背离了常识。经历了贪婪追求经济效益的焦虑、浮躁、迷茫之后，赛先生又开始向他应有的位置回 归。世纪更替之际，国家设立高达500万奖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奖励科技进步。这无疑给赛先生服下了一颗定 心丸。

　　如今，我们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起点上，作为“第一生产力”和“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 ”，赛先生的使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里，更加任重道远。

　　况且，中国在很多方面依旧落后，高科技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世界制造工厂”的帽子，其实也 正说明了我国离科技前沿存在的距离。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技术发展还以跟踪模仿为主。如果今后仍主要靠跟踪模仿，将会进一步拉大我国同先进科技之 间的差距，并将最终形成技术依赖。由此，在当今全球化激烈竞争之下，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在运用科技改造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同时，我们还要更加致力于依靠科技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所衍生出的各 种矛盾；使科技的理性工具最终致力于社会和谐，百姓福祉，致力于人文和自然的终极关怀。

　　□全昌连

　　一日三十年——3月3日

　　●1981年国务院批准“旅大市”改为“大连市”。

　　●1986年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向邓小平呈送《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1990年人类第一次胜利徒步横穿南极。

　　●1992年日地物理预报中心在北京天文台成立。

　　●1996年江泽民：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要靠经济的发展。

　　●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那时流行

　　天价君子兰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流行指数：★★★☆☆

　　君子兰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名声大噪的一种草本花卉。当时，长春将君子兰作为市花，全市一半以上家庭开始种 植君子兰。由于君子兰生长期需要好几年，因此供给无法跟上，市场需求便陡然上升，价格开始上涨。国内一些人开始囤积君 子兰，待价而售。

　　当时市场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85年，一位港商在长春市看中了一盆名叫“凤冠”的君子兰，想用自己的皇 冠轿车，来换这盆凤冠。当时的事实是，用君子兰换松下彩电、换东芝冰箱的事，比比皆是。

　　君子兰交易，曾一度疯狂，一棵极品君子兰，能卖到60万，从而也引发了持枪、开车抢花窖的恶性治安案件。19 85年6月1日，长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扑灭了畸形的君子兰之火，最后君子兰经济这个大 泡沫归于虚无。

　　当时，女作家张辛欣发表《疯狂的君子兰》的小说，描写的就是这一奇观。随后，《人民日报》、《吉林日报》发文 ，对此现象进行了反思。

　　温故知新

　　上海百余大学生不服从分配

　　经过各方面的细致工作，1983年，上海高等院校186名毕业不服从分配的学生，1984年2月底已全部去工 作单位报到。但是至今还有162名前几届高校毕业生不服从国家分配，不愿到郊区和外省、市工作。

　　这些不服从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得到家长、亲友的支持。这些家长或亲戚，有的到学校吵闹，有的请单位出面 ，打着“公对公”的旗号干预此事。某大学原副校长的一个儿子，198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航天工业部。

　　但他连北京也不愿去。复旦大学因他家已有三个子女在沪，坚持原分配方案，这位副校长竟让学校出面派干部多次到 复旦大学说情。

　　上海外语学院一名英语专业毕业生，拒绝到市郊工作。她在公安局的亲戚竟带着盖公章的介绍信催促高教局取消其分 配资格，以便将她的户口转到街道后给予录用。

　　高教局同志希望这些毕业生的家长所在单位帮助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服从国家分配。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84.03.03第3版 《上海还有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拒不服从分配》

　　新闻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高校毕业生就业时，几乎没有选择权，所有毕业生的就业都由高校、各省教育 厅按各地区人事编制计划进行统一安排，学校“分配办”将就业指标分配到各院系，再由院系老师安排学生“上岗”。

　　□本报记者钱昊平

　　(本文参考《春颂》(科技日报社编)、《两弹一星元勋传》(宋健主编)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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