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五十年争辩，未走出最终的死地

　　半个世纪以来，北川曾先后历经三次搬迁动议，持续数十年的争吵与纠葛，却定址于最终灭顶之地。由于县领导更迭，搬迁与否历经反复。直到现在，北川究竟该重建于何地，仍然没有结论。

　　震后四月，北川仍然封城。

　　站在城外的“三道拐”上俯瞰，北川县城尽收眼底。曾经秀美的老城区，约有三分之一已是灰绿色的泥石堆。泥石之下，是武装部、县医院、法院、民政局、幼儿园、邮政局、文教局、图书馆……这里曾是县城最为繁华之处。

　　被称为“曲山”的县城所在地夹在东西两侧的大山之间，是进出北川的门户。山内各乡镇一般称为关内，山外则称为关外。以氵前江河为界，县城分为新老城区。老城区临沈家包、王家岩；新城区临景家山。

　　北川人对地震并不陌生。据史料记载，公元1169年至1987年八百余年间，县境及邻近发生3-6级地震24次。而1988年至1997年十年间，发生2.0-4.1级地震54次。

　　5·12地震发生开始的瞬间，多数北川人并未当回事，他们根据经验，以为“摇几下”就完事了。

　　没有人料到，这是一次烈度达11度的地震，由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岩石崩塌，使北川县城成为一座死城。几十年来县城将被“包饺子”的传言，终于在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成为现实。

　　1952年9月，因图“交通方便”，北川县城迁至山高坡陡的曲山。半个世纪以来，因担心山体滑坡引发“包饺子”悲剧，当地政府曾数度酝酿搬迁。然而种种特有背景之下，最终未能成行。大地震后，北川县城异地重建已成定局，然而选址何处至今仍未有定论。

　　1952：为什么在曲山

　　从老县城治城迁到如今的曲山，当时迁城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是为了方便到专区开会。“那时候的会多。”

　　5·12地震中，老县城治城虽然有房屋倒塌，但由于地形开阔，仅死亡几十人。

　　遭受灭顶之灾的曲山镇，成为北川县城其实充满偶然。据北川县志记载，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始，北川县城所在地一直是治城(后更名为禹里)，长达1300余年。一直到1952年，北川县城才迁往曲山。此前，曲山从未有设县级治所的记载。

　　当年迁城的原因颇有争议。流行的说法是：解放之初，由于匪患，原县城治城交通不便，为方便外部支援，遂将县城迁至曲山。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多方考证，发现这一说法稍显牵强。

　　据北川县志，解放后县内匪患均发生于1950年，此后再无记载。而北川迁城却是1952年9月。北川何以在匪患肃清后迁城？这成为“匪患说”的一大硬伤。

　　决定北川县城迁址的，可能另有原因。

　　解放初，北川隶属川北行署剑阁专区，为全区最为边远的一个县。迁城以前，由于车马不通，北川干部到专区开会，皆需步行二十余公里从曲山出关。

　　1950年1月，南下干部刘仲成率8人组成工作组，接管北川县城。刘先任县长，后于1952年9月任县委书记。多位北川老干部称，1952年的北川迁城，刘起到决定性作用。

　　年过八旬的北川县原政协主席佘良1952年学校毕业后，分到北川县政府建设科工作。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年的迁城非常突然，他7月从治城外出开会，走时尚不知迁城一事，待走到曲山，被告知县城要搬至曲山，遂被留下参与筹备工作。

　　佘良说，那时的曲山仅有一百余户人家，后来的北川县城老城区所在地，那时还是一片乱坟堆。

　　1954年，北川解放后第二任县委书记田承绩接任刘仲成主政北川。田承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后来曾与刘谈到迁城问题，对方承认主是为了交通方便。

　　不过，在田承绩看来，所谓的“交通方便”，主要是对县级干部而言。当时迁城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是为了方便到专区开会。“那时候的会多。”

　　由于曲山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包括县长母广轼在内的几位当地干部对迁城曾有不同意见，但并未起到作用。“当时的情况是南下干部说了算。”田承绩说。

　　田承绩今年已84岁高龄，是经历当年迁城事宜为数不多的健在知情者之一。对于当年的县城迁址，他直言是“错误”和“教训”。

　　1959：夭折的回迁

　　1958年地震之后，北川决心将县城搬回治城。并于次年开始动工修建县委、县人委办公楼。然而，力主回迁的县委书记随后调离，北川回迁随之夭折。

　　第二任县委书记田承绩到北川赴任之后，即对县城地形感觉“反常”。县城两侧高山险峻，坡度均在70度以上，人处山脚之下，深感山势逼人。城郊茅坝一 带，有一片乱石，有的如房间大小，当地人命名为“乱石窖”。据记载是康熙年间景家山上岩石垮塌形成。多位北川受访者认为，此形成亦与地震有关。只是当年此 处人烟稀少，史上未曾记载。

　　田承绩在北川工作十年间，常感县城迟早要出大事。而据他回忆，县城将被“包饺子”的说法，在那时即已有所闻。

　　除了地势险峻，田亦发现，曲山处在全县偏南位置。县境边远村民到县城办事，需翻山四五百华里，苦不堪言。此外，迁城之后，虽然通往关外便利，但关内交通反而不便，边远乡镇的干部到县城开会更为困难，为此颇有怨言。事实上，田赴任很长时间以后，县里开会仍选在治城。

　　以上种种，使田承绩一到北川，便有意将县城回迁。县上多数干部也对此支持。不过田知道，迁城非儿戏，1952年刚刚搬迁，再要求回迁显然并不现实。于是打算分步走，先在旧城修建办公用房，待造成既定事实之后，再报上级批准。

　　1958年2月8日，北川发生6.2级地震，县委楼房两头震垮。县城石岩亦有崩塌。此变故发生之后，更加大田承绩回迁县城决心。据北川县志记 载，1959年，北川县成立6人组成的“城建委”，调集建筑施工人员200人，于11月在老县城治城动工修建县委、县人委办公楼一幢，修建中学教学用房三 幢，1961年完工。共花费1万元，均为北川自筹。

　　在田承绩看来，如果县城迁回治城，那么5·12地震将不会给北川造成多大伤亡，更不会出现“包饺子”惨景。事实上，5·12地震中，老县城治城虽然有房屋倒塌，但由于地形开阔，仅死亡几十人。

　　然而，这次已经实施的县城回迁行动最终流产。“大跃进”和随着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北川无心亦无力回迁县城。1964年田承绩调走，此事很长一段时间便不再提。

　　已经建起的县委办公楼后来成为治城乡政府所在地，先后经地震、水淹，至今尚存。至于建好的教学用房，原本为北川中学所用，因回迁流产，被逐年拆除。

　　1987：选址中的“私心”

　　北川此次酝酿迁城，被认为体现出“高度民主”。县委为此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乡镇和部门均有人参加。结果绝多大数意见赞成搬迁。但是，新县城选址何处却引发干部派争。

　　1958年之后到汶川大地震之前，北川再未发生6级以上地震。不过，危险并未离开北川县城。据北川县志记载，1970年代，县城西面的王家岩山体上 发现裂缝。据目击者描述，裂缝长达数百米，最宽处一米有余。有关部门还曾拨款治理。而景家山亦发现有松动岩石。对县城构成威胁。1978年，王家岩崩垮， 一块约一立方米的岩石翻滚至城关小学旧宿舍。

　　和新中国一起历经沧桑的北川，于1980年代又迎来一次县城搬迁契机。其主导者是北川原县委书记马敬洪。和田承绩一样，马敬洪于1984年刚到北川任职时，亦觉县城地形怪异。当时站在险峻山下，深感害怕。而上级领导到北川视察工作时,也往往不愿久留。

　　北川外派干部的一大特点，是多不带家属前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川条件艰苦，另一原因则是因县城地势凶险，作以防万一计。

　　促使马敬洪决定搬迁县城的，还有其他原因。那时县城茅坝新区尚未开发，城区面积仅有0.35平方公里。随着经济发展，县城人口已由当年的不足千人发 展到万人，曲山已无发展空间。此外，由于县城“环境恶劣”，北川干部人心浮动。1985年，北川中学校长带领教师 6人离校出走，在全省轰动一时。

　　北川县城搬迁，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原北川地震办主任马明理记忆中，1987年的某一日，县委书记马敬洪忽然造访，两人聊及坊间盛传的北川“包饺子”传言。马明理从地震和地质角度，称此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最好的办法就是迁县城。马敬洪遂让他写个报告。

　　马明理记得，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地震局地震地质考察队就曾到北川考察，证实北川大断层从县城穿过，地震可能发生。且以北川地形之险峻，大地震一旦发生，“包饺子”成为必然。此后，也有多位地震专家跟马明理谈过此观点。

　　事后不久，马敬洪再次找到马明理，责其“光说不动”。马明理遂连夜起草一报告，从地震灾害角度建议县城搬迁。

　　据原北川县人大副主任席元厚回忆，当年计划迁县城的一个背景是：1987年9月，四川巫溪县发生岩崩，近百人死亡。四川省追究了涉及官员的责任，并专门发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戒除官僚主义，排查安全隐患，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北川原副县长王光甫参与了此次县城迁址的运作。据他介绍，在县委书记马敬洪力推下，北川开始酝酿迁县城，并向绵阳市打了报告。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当时提出搬迁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县城发展，留住人才。地震虽被作为理由提出，但即使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真的会发生。

　　与1952年那次主要领导“说了算”不同，北川此次酝酿迁城，被认为体现出“高度民主”。县委为此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乡镇和部门均有人参加。结果绝多大数意见赞成搬迁。

　　但围绕新县城选址问题，北川形成对立两派。其中关内干部主张将县城迁回治城，主要理由是位置适中，方便全县各地百姓进城办事。关外干部则坚持将新址 定在关外的擂鼓镇，理由是靠近中心城市绵阳，利于发展。为了反驳治城派的“中心论”，擂鼓派以莫斯科等城市作例，证明一县之城如一国一都，未必非得处在辖 区中心。王光甫本人是擂鼓人，亦是擂鼓派的代表人物，由于其在搬迁事宜中地位特殊，治城派有人写信到绵阳市告状，认为其在迁址问题上怀有私心。

　　据原政协主席佘良介绍，当时还有第三种意见：将北川拆分，南面划归安县，北面划归松潘，东归江油，西归茂县。此方案被认为经济实用，因为北川既不存 在，县城也不需再设，自然不用搬迁。结果乡级干部中，被划归安县、江油等发达县市的乡镇对此支持，划归茂县、松潘等相对落后者则坚决反对。县级干部由于担 心拆分后“靠边”，则大都反对，老干部因为在县城已经买房也反对，结果此派未形成气候。

　　最后，擂鼓派占了上风，擂鼓作为新县址所在地被写在了报告中。

　　在北川原地震办主任马明理看来，北川断裂带其实也经过擂鼓，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大地震中，擂鼓同样是受灾极严重之地，但所幸未“包饺子”。

　　5·12地震之后，北川坊间曾有传言，称当年一批老干部因反对县城搬迁，集体联合告状，最终导致迁址流产。

　　但南方周末多方求证，发现“老干部反对说”不能成立。受访者均认为，当时的争论议题主要是新县城选址何处，反对迁城者其实少之又少。“(对于迁县城)北川的干部已经尽力了。”王光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年参与争论的北川干部现均认为，当年无论采取哪种方案搬迁，北川均不致遭受今天这般惨重损失。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