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林说，刘伯明的信通常挺长。信中他提到过训练艰苦，但是每次都会接一句：“训练时很苦，但是我能吃这个苦，请老师您相信我。”

　　“伯明吃了多少苦，虽然他不说，我也心知肚明。”刘志生说，儿子与家里联系时，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对于训练的辛苦也从来不提。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向父亲诉苦，是在航校期间基础训练时，“他给我打电话说每天要跑万米，特别累，感觉都坚持不下来了。”但这次“诉苦”没过多久，刘志生又接到儿子的电话，“他说他坚持下来了，现在每天不跑万米还不舒服。”

　　刘志生曾在北京航天城见证儿子训练的艰苦：坐在高空旋转椅上，疾转100多圈后，下来还要辨别方向；有几天要24小时头朝下躺在30度角倾斜的床上……回忆起这些镜头，老人的眼中流露出对儿子的怜惜。

　　今天的刘伯明仍用当年的那股韧劲面对航天员艰苦的训练，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些苦变成了飞天路上的乐。

　　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2003年“神五”发射前，刘伯明被选入备选梯队，但在一次打篮球时，他意外将脚扭伤。不久，更大的不幸袭击了他：不到60岁的母亲张亚贤在依安老家因病去世。

　　“他妈妈病了20多天，但我们怕影响他，都不敢告诉伯明。”刘志生说，伯明回来时，看到母亲躺在棺材里，“没有见到他妈妈最后一面，他哭得痛不欲生。”由于任务在身，刘伯明只在家呆了3天，便赶回北京航天城继续训练。

　　刘志生说，刘伯明与母亲感情非常深，当年伯明读高中每天骑车往返学校，“他母亲每天很早就起来做饭，饭做好了再叫伯明起床；晚上把饭热在锅里，等他回来吃了再去睡。”

　　“他母亲去世后差不多半年时间，伯明才慢慢缓过来。”刘志生后来得知，当时为给刘伯明“疗伤”，部队特意找来心理医生为他进行治疗。

　　2005年6月，刘伯明入选“神舟”六号航天载人飞行乘组梯队成员。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提到母亲去世对他的影响：“当时心情很沉重，毕竟自己最亲的人离开了，(但)可以说，那种亲情化成一种动力。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比别人更刻苦，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用最优秀的成绩脱颖而出，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母亲最好的报答。”

　　然而不久，刘伯明再次与“神六”失之交臂。虽然最终没能上天，但他和其他战友一直在地面值班，陪同在天上飞行的费俊龙和聂海胜。

　　2005年10月12日深夜，太空中的聂海胜即将迎来自己41岁生日时，刘伯明从摄像机画面里看到聂海胜的面部有些红——“感觉如何？”

　　聂海胜回答：“很好。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刘伯明说：“你都不睡，我能睡吗？”

　　回忆起这一幕时，刘伯明开心地笑了。在他看来，从“神五”到“神七”的每一次飞行任务，都是14名航天员共同完成的。有记者问他，距离那么近，却没有得到，会不会觉得惋惜？刘伯明回答说：“离得越近越光荣。”

　　9月初，刘志生在电视上看到“神七”要上天的报道，便给刘伯明打电话，询问他能不能去执行这次飞天任务，以及“神七”具体发射时间。“他告诉我他飞天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至于‘神七’发射时间，他只说跟天气有很大关系，其他不能说。”

　　9月17日，刘志生再次给儿子打去电话，“开始他没接，后来给我回过来。”刘志生说，儿子邀请他去北京，说作为家属，可以在“神七”上天时进指挥中心看大屏幕。不过刘志生坚持要留在家中，因为他觉得“不能让来采访的记者白跑一趟。”

　　儿子这次终于能“飞天”，刘志生心里也有些矛盾。“很高兴，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明知他能平安回来，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刘志生说，25日，全家人会聚在一起看“神七”飞天。远在哈尔滨打工的三弟刘伯昌在电话中告诉记者，24日他就会赶回家，全程观看二哥乘“神七”遨游太空。

　　综合本报记者 陈荞 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