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天候”党代表

　　2007年7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浙江考察，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椒江区党代表陈招领一起向他汇报工作。轮到陈招领发言时，这位口直心快的女社区党总支书记有些兴奋：“党代表的作用可大了，我还投票评议过区委书记呢！ ”听到这里，贺国强不禁颔首微笑。

　　在当选党代表之前，陈招领曾担任过一届区人大代表。“本来以为人大代表法律地位更高一些，可以参与执法监督。现在看来，党代表的职权更大，责任更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她告诉《决策》。

　　实际上，椒江试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最初几年，椒江并无太多突破。直到1993年，椒江在党代表中启动“我为椒江发展献金点子”活动，党代表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闭会期间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后来，这项活动成为椒江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一个“品牌”。“欢迎党代表出主意？太新鲜了！当时大家真是激情燃烧，一口气提了很多建议。”椒江区委一位官员说。

　　陈招领也清晰地记得，2002年，她提出的建议是“老小区路面破损严重，需要政府拨款修建”。结果，这一建议被区委采纳，并被列为“2003年度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之一。

　　除了这些，椒江还陆续建立了党代表调研、代表活动日、党内情况通报、民主恳谈、联系党员群众、教育培训等制度以及代表团制度。借用陈招领的话，就是党代表“既有履行职务的各种制度保障，也可以反映民意、参与决策、监督批评”。

　　“渠道越来越畅通，形式越来越灵活。”刚刚履新椒江区委办主任一职的柯溢滨评论道。此前，他担任白云街道党工委书记、白云·椒渔代表团团长。2007年3月，柯溢滨曾在那里建立了浙江首个党代表团活动室。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党代表既联系党员，又联系群众，作用实在太重要了！”柯溢滨向《决策》解释，“比如，村两委换届时，一些私心较重的人想通过一些不正当的途径进入村两委班子，怎么办？我们就是通过党代表，把党员群众凝聚起来，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党代表同样需要接受党员强有力的监督——党代表必须在任期内向本选举单位党员群众汇报自己履职的情况，过不了评议关的党代表将被罢免。椒江的一本内部刊物，记录下了一段鲜活的场景：

　　2003年12月17日……党的十六大代表、椒江区第六次党代会代表、中国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走上报告席，他鞠了一个躬后开始了述职报告……台下102名下陈街道的党员代表聆听着邱继宝的述职，有的还交头接耳私下交流对述职中某个问题的看法……到会的全体党员代表进行了评议，并以无记名的形式填写了测评表。统计后当众公开的评议测评表明，对邱继宝的述职投满意票的有94票，基本满意的7票，不满意的1票。邱继宝感叹：“通过述职评议，我更加明确了自己‘ 代表谁’和‘怎么代表’。”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代表谁”、“怎么代表”，正是党内民主的关键。

　　区委常委会的取消与恢复

　　椒江另一个惊世骇俗之举是取消常委会，不过，2006年，又恢复了这项制度。

　　1988年，取消常委会后，椒江市委、市纪委均采取了委员制。所谓的“委员制”，就是不设常委，只设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市委全委会作为领导党组织的日常工作，而党代会对全委会直接进行监督。

　　椒江改革的直接动因是要确立党代会的地位。起先，椒江曾考虑保留原有的市委领导层次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和党代会年会制。但是，要使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这三个层次都完善起来，在操作上很难做到，也没有必要。而在这三个层次中，唯一可以减少的是常委会。

　　“从1985年11月到1988年11月，椒江全委会每年平均只开一次，常委会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力中心。你想啊，如果书记民主意识不强的话，岂不就成了‘一言堂’、‘一言九鼎’？这个最要不得嘛！”原椒江区政协主席蒋广德告诉《决策》。

　　撤消常委会之初，一切风平浪静。但几个月后，问题浮现了：以前常委是7人，现在全委会委员却有13人，这么多人怎么决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采用票决制。

　　“无记名投票”首先被决定使用到敏感的干部任免问题上。1989年4月的一次全委会上，椒江13名市委委员无记名投票，逐个表决44名干部的任免，组织部当场唱票计票，最终有3名干部因为票数没有过半而被否决。

　　这一在全国首开先河之举，当时震动了整个椒江。“实行票决制，意味着书记、副书记不能再搞一言堂、盲目拍板了。这在无形中给了我们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一种压力。20年来，椒江区历届四套班子领导自觉接受监督，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一人在椒任职期间党风廉政上出过问题。”王建平说。

　　椒江的经验随后引起了中组部的关注。2001年，中组部在全国推广了干部任免票决制。不过，对于椒江的委员制改革，中组部却迟迟未作表态。

　　“委员制确实有其弊端。比如，椒江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出去考察，名片上印的都是‘区委委员’，人家看了非常惊讶。我们的干部通常解释了半天，说这就相当于区委常委，但人家总是将信将疑，极为尴尬。另外，一直以来，很多关键委局和街镇的负责人都进不了全委会，全区上下对恢复常委会、扩大全委会呼声很高。”蒋广德说。

　　“2006年9月，椒江区委建议，经浙江省委批准，中组部同意，椒江恢复了区委常委会制度。”王建平告诉《决策》，“之所以要重新设立常委会，一是委员制与党章规定有抵触；二是实践表明，委员制也并不是发扬民主的关键因素。直观地说，委员制是扩大了的常委会，缩小了的全委会，而在相同条件下，30多人作出的决策肯定比10多人作出的决策更为民主。”

　　改革逼近“天花板”？

　　“椒江现在不再是一枝独秀了。”王建平承认。

　　1988年，中组部在浙江、黑龙江、山西、河北、湖南等省选择了12个县(市、区)进行全国首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之前，很多试点都已销声匿迹，惟有椒江没有间断。十六大后，江苏、吉林、广东、上海等地党代会常任制改革骤然加速，短短几年，已经初步呈现处处开花的景象。2008年7月，四川甚至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省5 0个县(市、区)。

　　“远的不说，仅以台州市为例。从2003年7月到现在，台州市级、9个县(市、区)以及93个乡镇，已经全面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并且各具特色。比如，路桥区直接选举产生党代表，温岭市将民主恳谈引入党代会决策。”王建平告诉《决策》，“如果说9个县市区各有一项特色，椒江就有8个不足。所以要想保持椒江的先发优势很难，我们的压力比较大。中央党校党建部以台州为实例编著的《党代会常任制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本书，都快被我翻烂了。”

　　椒江一位官员分析说，椒江的改革，尽管有上级组织部门和群众的支持，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场改革所依靠的，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区委领导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科学的政绩观。所以，椒江才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认识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

　　王建平，这位对民主政治颇有研究的区委书记，此前曾担任温岭市市长。期间，温岭的“民主恳谈”项目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5年，调任椒江区委书记时，他对党代会常任制已有诸多思考。2008年4月，王建平应邀到井冈山干部学院，为全国县委书记培训班的学员讲解椒江试点的经验。

　　“椒江党代会常任制框架已立，这就是‘党代表任期制+党代会年会制+区委会负责制’。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精神，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制度，充分发挥党代表、党代会年会和全委会的作用。而目前台州市本级和其他县(市、区)的改革亮点纷呈，恰好为我们提供动力和借鉴。”他说。

　　在王建平看来，椒江党代会常任制20年的改革历程，只是一场马拉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