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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奥运来了,与此同时近期还出台了许多开放外媒报道的新举措,这些变化传递什么信息?
展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走出了封闭。奥运会是一个契机,但这次的开放主要是针对国外媒体。这些措施,是中国日益走向开放的一些标志,作为奥运举办国,中国实现了尽可能对媒体开放的承诺,是在与国际接轨,让境外媒体了解到中国奥运会的筹备情况,以进一步了解整个中国,这种形式增加了新闻的透明度。
政府在有限度地推动媒体开放
新世纪周刊:这些举措是不是也是对申奥时许过的承诺的一种兑现?
展江:既是兑现,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有了开放的要求,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开放说成是被动的,是应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开放,这是片面的,不能把对奥运会的一些承诺的兑现看成是没有办法、被动的。事实上,很多信息表明中国一直在推动自身开放。
新世纪周刊:具体怎么讲?
展江: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20日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发表重要讲话、与网友聊天等系列动作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有限度地推动媒体开放。胡锦涛那句话特别重要,就是说,“总结经验,继续推动,稳妥地推进开放。”我的理解是这里既有中国官方对待媒体的传统观点,也有大量主张开放的元素。讲话“开放”最明显之处,就是提及“(媒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现在(导向)和表达民意的地位平等了。讲话中关于地震报道的一段总结最有新意。胡锦涛称中国政府因及时发布信息“得到国际社会好评”并且“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这是高层少有的表现出关注国际评价,其原因可能是政府意识到只要坚持公开透明的态度就能获得理解认可,因此要求将之“固定为制度”。但是因为中国很大,有不同的部门,特别是媒体管理部门。我觉得媒体的管理部门是比较保守的,但还是在往前推,虽然步子不是很大。一方面,国务院系统在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国务院法制办请专家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国务院制定的。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上海袭警事件等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公共事件的透明、信息的披露、及时的发布,与媒体达成了很好的共识。从去年以来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围绕信息公开的相关评论看,拥有了一个新的环境。
用公开、透明、开放换取双赢
新世纪周刊:奥运期间会有5万多名外媒记者,对于负面新闻该抱以怎样的心态接纳?
展江:奥运体育赛事本身没有多少负面报道,也就是一些临时的、突发的,比如兴奋剂、交通啊这样的消息,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除非发生特别意外的事件,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也不是我们所想的,是来找茬的。他们也是带着好奇、陌生的感觉来采访奥运,虽然他们有着以负面报道为主要角度的采访传统,这种传统的建立和我们的文化形态不同。要解决中西方的矛盾,我认为一方面西方媒体要更全面地看待中国,对于中方,我主张心态要平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你有这么大的进步,你怕什么?坦承、公开就很好沟通。公开、透明、开放就必然双赢。
新世纪周刊:此次外刊上架也只是两个月的时间,奥运会后,这种有限的“解禁”能否继续下去?
展江:在互联网时代,外刊是否真正解禁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想阅读的人是有条件看到这些报刊的。开放是要按照国际惯例做,但我想开放也是有限制的,比如对于天安门广场的开放。中国现在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至于奥运后媒体是否在新闻自由这块有所变化,我想开放的整体进程是不可逆转的,目前,我们不光是对外国媒体的开放有显著变化,事实上,我们对国内媒体的开放也在逐步加强,评论的空间比过去大了很多。这次地震发生后,信息的逐步放开,这既是灾情所迫,也是大势所趋,让我们看到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透明的价值,让整个社会看到了转变。
虽然我们现在做批评报道、做调查性报道还有一定局限,但应该说还是在一步步扩大,官方在努力地按照国际惯例做事情。
新世纪周刊:所有这些,在你看来是不是也是一种国家心态的开放?
展江:我相信对于开放,媒体和官员内部是有不同声音的,只是说在不同阶段或情况下开放的程度和需求不同,至少在现在阶段,我看到在胡锦涛讲话后这种基调已经奠定了,可以说,“非典”危机推动中国的信息透明,奥运契机又扩大了外媒开放,如今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扩大民主保证公民知情权,更需要媒体发挥作用。胡锦涛在视察走访奥运工程时说:“要让国际社会满意”,我认为这话还是比较真诚的,官方在尽最大努力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中国的发展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渐进过程。一次奥运会会给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交流带来大量的机会,但是不能指望一次奥运会就把中国媒体的开放以及新闻自由提高到一个特别高的程度,这样的期待可能会和现实有距离。也就是说,中国媒体的开放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奥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奥运之后这个过程会继续,但不会是一夜之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