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爱与失落

　　废墟上的爱与失落

　　面前这个老妇人，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全家15口人，地震中死了14个。一夜之间，老妇人中了风，五官全部变形，鼻子和嘴巴都歪了，半张脸扭曲着。

　　她已经没了眼泪，声音嘶哑，口齿也不清，用手比划着自己家人的故事，伸出指头来表明失去亲人的数量。

　　一张年轻的男人的脸凑向前，和老妇人的脸紧紧贴上。年轻的脸轻柔地在连皱纹都扭曲的脸上摩挲，嘴在老妇人耳朵旁，轻声祈祷。

　　年轻人姓唐，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博士，信基督教，此次作为教会的志愿者来到都江堰市向峨乡。

　　老妇人流泪了，年轻人也流着泪。面庞紧贴，泪水沾在了一起，分不清。

　　川大文学人类学所博士生王倩在一旁静静地观察。后来她知道，这样脸贴脸的按摩与抚慰，既是为了治疗面部痉挛，也是为了帮助老人将心中的悲伤倾泻出来。

　　王倩在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中的分工是“灾难与信仰”。她本人也信教，通过与四川省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运动会和基督教协会)联系，很快就进入了灾区。

　　悲痛的故事到处都是，多得犹如废墟上的瓦砾。在这样的时刻，信仰自有其救助的力量，对此，王倩深信不疑。都江堰一位信徒老太太，地震中5个儿子死了4个。她不断祷告，很快平复过来，3天后就开始参与教会救助别人的行动。

　　而在彭州山区一个村子里，废墟前，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搭建新房的木构。“信不信还不是一样死了？就那么回事，人活着都是死，咋个都一样。”他对与他交谈的彭州基督教会的钟林牧师说。对于外界试图给予的帮助，他似乎同样无所谓，“我们就这样了，你们有多大能力帮助我们？能帮助我们建造房子吗？我看就那么回事。”

　　“真是一颗刚硬的心灵。”王倩带着惋惜走开了。

　　回程已是深夜。黑暗笼罩着山区。钟林牧师跪在车里，为灾区的人们不断地祷告。有人带头唱起了赞美诗。

　　这个时候，进入余震不断的灾区前所有人对她的劝阻，都不再有意义。“短短的一天，我看到了建立在废墟上的爱。”王倩写道。

　　她的同学高岚没有进现场。但通过对四川省疾控中心一个朋友的访谈，高岚记录下了另一片废墟。

　　这个朋友5月14日就进入都江堰灾区，是消尸队成员，负责给遗体消毒。他看到，部队进入灾区，当地群众刚开始是把他们当做救星，后来却成了好像是应该的。明明知道是危楼，自己不进去，却非要让战士进去抬亲人的遗体。灾区里也有盗窃行为，甚至很多军人和救灾人员的装备物品都被偷过。只是不偷他的东西，因为都知道，他成天跟遗体打交道。

　　还有许多志愿者，不会做事，不听招呼，完全是灾难观光的心态，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走马观花逛逛，回去好跟人炫耀：怎么样，我去过灾区了，还是一线。尤其是到了后期，灾区情况逐步稳定，“观光客”变得越来越多。

　　听到这些，高岚认为这完全是对公民社会的反讽。电视上，名主持人阮次山讲四川人，讲得都哭出来了，震后第九天的节目，阮说8天以来，四川灾区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人，这么大灾难，犯罪率是zero(零)，全世界都没有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这当然值得研究，于是有了“灾难与公民社会”这个题目。

　　然而，来自灾区现场的一些负面信息击溃了她的想象：我们身边，还远不是一个能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加以讨论的环境。

　　这让高岚多少有些沮丧和失落。但她转念一想，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吗？其实知道，无数的日常经验就摆在不远处。只是这次，在突发灾难面前，媒体镜像遮蔽了平时我们熟悉的某些东西。

　　媒体和现实之间，我们站在中间

　　曾有6月初去过彭州灾区的朋友告诉徐新建，到了现场，很怪，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感觉，不觉得太惨，也不觉得悲痛。

　　徐新建给他分析，是因为情感提前透支了。就像网络上有人说的，这段时间流了一生中最多的眼泪。透支的原因，是因为被媒体调动，所看到的是聚焦的东西，加工过的东西，而不是分散的真实场景，结果一到现场，反而觉得平淡，就像戏剧和生活的差异。

　　在现场，是每一个人直接被激发，是什么反应就是什么反应。而现在我们很多反应是被媒体，其中经过一定的引导，在某种尺度上去释放，或者被呈现。徐新建提醒说，塑造这场灾难，这是一件有危险的事：你到生活当中去，生活就显得苍白、平淡。

　　而他本人一直在自我提醒：“第一，我要逃避一种图像、媒体呈现的符号式的东西。我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完全相信。所以必须走出符号的世界，进入真实的世界；第二，我是选择性地看媒体。后现代理论就讲，公众一定要对媒体有一种消化能力、过滤能力。几千公尺往下跳伞，去救援，多么壮烈，能不震撼吗？但我自己保留一部分原创性的心理，我不用。所以一上路，就能被激活。”

　　开车去都江堰，看见路牌，蓝底白字，写着“聚源”，徐新建顿时就觉得脑袋一麻。媒体上看见很多关于聚源的惨状，但那个聚源是不能够有所在的，是虚的一个存在。现在，真实的聚源，就在这里。

　　到了都江堰，联系好的人带着他们四处走。慢慢看，听人慢慢介绍情况，他感觉到，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电视观众，不再完全是通过别人的眼别人的口来看来报道自己身边的一件大事。

　　安置点内，当天室外温度大概有三十四五摄氏度。徐新建想进帐篷去看看，一探身，几乎是砰地被弹了回来：里面起码有四十几摄氏度，热浪稠密得成了一道有形的墙。

　　“这就是现场感，这就是真实的灾后生活，不一样的。”他说。

　　那么，电视镜头里显然是一个被切割的世界。在目前这种社会分工甚至是资源垄断中，普通民众对现实的认知是很苍白的，这让徐新建为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的田野记录找到了另一种定位：媒体的记录是有漏洞的，媒体和现实之间，我们站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