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满文不只是专家的事

　　“熊猫或者哪种植物要灭绝了，我们都会感动惋惜。何况是人类的文化! ”吴元丰情绪激动地强调：“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都应该保护，一种语言的产生要经过多么漫长的过程？人类走了多长时间才形成了共同的声音？多少人付出的代价形成了这种语言？在一刹那消失的话，我们看到的不是几十年间消失了一样东西，而是在整个文化史的背景下，发现缺少了一个东西。”

　　可怕的是，这种在长期实践中付出过多少人类智慧的语言和文字，人们已经能一眼望到它的“死期”。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单纯的现象，满文的产生和人类各种文化一样，都在漫长的岁月里吸收了丰富的内容从而变得多元。从这个角度上看就不只是作为语言的保存，而是整体文化的保存，文化是历史长河中最核心的内容。

　　在这个层面上，锡伯人这一语言群体对这部分文化的保护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活态的语言，所以，只在专业层面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采访中，吴元丰的夫人、同为一档馆研究人员的郭美兰女士来与他交流一些业务，他们很自然地用满语沟通。能够像吴元丰郭美兰这样熟练阅读、翻译、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满语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全中国也就是30多位。

　　但是在另一个民间的层面上，锡伯人在西迁后240多年的时间里对满语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西迁时，锡伯人的牛车上装载着的汉文的古典作品，很多家庭收藏有手抄的翻译成满文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吴元丰回忆起他学生时代所受的文化启蒙，“那些名著都是西迁时用汉文的形式带进新疆的，但是锡伯人把它翻译成了满文，满语和满文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每天晚上的口头说书又将这种语言以口头文学的形式继承下来。”

　　就在身处故宫的吴元丰和他的小同乡顾松洁学习专业的满语文时，中国民间也有一些具有满语保护意识的人，在从事着更为艰苦的学习。

　　顾松洁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大二那年，有位年近五旬的满族女性开始了她的“母语”寻宗之旅。

　　做机务地勤档案管理的夏萍，2002年第一次到察县的9天里，跟接待她的锡伯族朋友说，请你带我到各家各处走走，你们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说什么做什么一切如常，我尽量看和听。

　　这9天的考察中，她只能用眼睛来生活——不停地拍摄锡伯人的日常生活和满语在他们生活中的遗迹，却无法真正地深入到察县锡伯族的生活中去。她既听不懂，也又无法用语言交流。这几天的考察变得又聋又哑。一些锡伯族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会满语？又高兴又得意地表示：你们的语言，我们一直会，可你早就不会了。

　　夏萍1962年随着父母部队的调动离开了故乡辽宁省凤凰城，即现在的凤城市。夏萍在北京上小学、说普通话、追求天天向上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父母语音中的“错误”，她从8岁起便不断要求家庭成员改掉语言中的奇怪部分，改得和她在学校中的发音或用词一致。这是夏萍生命中的第一次文化认同，小学校教育期间的可塑性，使她毫无疑问地认为学校以外的文化都是错的。

　　现在，在那个她已经离开了40年的故乡“凤凰城”，也很难找到与满语有关的记忆，这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浩劫的时候，说满语，意味着“叛国”或“里通外国”，因此满语随人口的自然消亡和非自然消亡相结合，消亡得特别彻底。其实当时整个东北的满族聚居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夏萍第一次知道作为满族人的后代，自己还有“母语”是在1999年，这时她才知道父母语言中的奇怪部分竟然是满语的残存，父亲告诉她，老家曾有20多人在200多年前随西迁的队伍到新疆，并带去了满语。这句话启发了夏萍又聋又哑的2002年察县之旅。

　　满语爱好这股民间力量

　　回到北京后夏萍找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赵志忠、赵展，在他们的指点下买到了《汉满大辞典》，并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求证满语发音，“赛云(你好)，巴尼哈(谢谢)”是她的语言起步，“我起步太晚了，特别对不起父母。”这是夏萍的第二次文化认同。

　　翻阅了两年多用汉语记载的满文历史，才第一次听到“母语”的问候语，这就是眼下很多自学满语的夏萍所要面对的双重困难，与上世纪初生活在满语地区的人们不同的是，当时的满语居民，即使不认识满文，也会说满语、会发音。而现在的满语初学者却是发音、文字都不会。

　　很多对满语文一穷二白的人，都要经历拉丁转写的学习过程，夏萍也通过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方式来读出声音。学了一年多，2004年她带着2000多元人民币到察县去——她要把自己设计的锡伯人西迁240周年纪念封的全部义卖所得赠送给察县的贫困学生。察县教育局得知后非常高兴并提出建议：捐款可不可以也用来帮助其他民族的贫困生？

　　站在这片锡、汉、哈、维等多民族共同使用和保存满语的土地上，夏萍说她愿意帮助各族的优秀贫困生，因为满语是他们所有人保存下来的。

　　这一年，身为中国艺术摄影家协会成员的夏萍还与在京的锡伯族和在察县的锡伯、汉族友人自费6000多元，通过察县文化馆的帮助共同在察布查尔县的8个乡办了一个《故乡之歌》巡回摄影展，她想让那些至今不曾回过东北老家的乡亲们看看今天的沈阳，看看他们在京亲友的生活状况。有位察县老乡在影展上高兴地招呼同伴：“快来看呀，这儿有你姑娘！”有的锡伯族乡亲追着这个影展从第一牛录(满语：八旗的最基础单位，现在指乡)一路追看到第八牛录。也有人在影展上问她，你们满语中爸爸怎么叫？妈妈怎么叫？哥哥姐姐怎么叫，当她说出：阿玛(ama)、额聂(enie，就是影视中的额娘) 、阿哥(age)、格格(gege)时，对方很惊奇地说，怎么和我们锡伯人一样？

　　这句话让夏萍很振奋，这两年总算“学有所成”，能用满语回答世代说满语的锡伯人了。但是马上又有位锡伯族朋友指着一个满文的单词问她这个怎么读时，夏萍就又没法发声了，因为她并不认识满文——这两年学到的，都是通过拉丁转写后的满语发音。

　　在学了两年满语后，她几乎还是满文“文盲”。这种尴尬不是夏萍独有的，所有不直接读识满文的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又是4年的拜师求教，夏萍现在能磕磕巴巴地读些满文、说些口语,她说自己和锡伯人比起来，还是“幼儿园水平” 。最让她兴奋的是参加各种推广满文化的活动，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为满文化活动翻译文字和解说——学习到这个阶段，她特别想为自己这份热爱找到各种用武之地。

　　国际清史研究吓死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满文资料的研究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000万件帝王以及中央级档案中，有200万件用满文书写，占全部卷宗的1/5。

　　这些藏于石室金柜的原始文件涉及边疆、八旗、民族等方面，都是清朝历代最重要的档案，其中还包括清朝入关前的 “老档”，老档写于文字改革之前，所以蒙文的成分比较多。

　　吴元丰介绍说，“入关前的‘老档’都是用满文书写的，到嘉庆年间满文文件就少了，不过光绪也在用满文写”。

　　历时296年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朝代，国际社会也对于清史投入极大的关注，在察县就有专程向锡伯人学习语言的韩国人和美国人。吴元丰说，一个日本成年人半年就能学会满语，因为都是阿尔泰语系。

　　“现在国际上的新清史研究，给你说能吓死你”，吴元丰说：“在国外，搞清史研究的都要学满语。美国搞出‘新清史’的概念，是用满族的文字和满族的语言研究清代的历史、查阅满族人写的资料，用满族的眼光研究清代的历史，与以前的研究换了个视角。什么叫满学？用满语文和满族史料研究满族历史的学科，强调用最原始的资料，而不是前人用汉语发表过的论文。而我们就这么可怜的几个人进行这种研究。”

　　作为乡土文学的重要部分，哈佛大学图书馆收录有一套用满文撰写的短篇小说，这10多篇满文小说的作者是中国台湾的苏美琳女士。台湾故宫博物院顾问苏美琳和他的先生广禄，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锡伯人，广禄是西迁锡伯人的第八代，他们一家人也是在台湾唯一会使用满语文的家庭。

　　苏美琳一家曾于1988年回到他们在中国大西北的故土，在他们的家乡纳达奇牛录，乡亲们惊奇地发现，这一家人全都会锡伯语。

　　吴元丰介绍，日本、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者纷纷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原始资料的查阅，这里是开放性的单位，正如清史的研究是世界性的一样。

　　原来保存在皇史中的明清两代档案，现在置身于一档馆的现代化库房内。这里保存着内阁、军机处、宫中和内务府等 10多个全宗档案。它们是政务的原始记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里还保存有皇帝档案、皇族家谱、训事，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语言的保护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高层的研究，一个是聚居区的使用和继承。在吴元丰的讲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他刚来北京上学时，学到一个词叫“把它它它毕”，他回想起童年在察布查尔，孩子们中间有一种游戏就叫“把它它它毕”，是用两根树叶柄勾起来，相互对着拉。“这种对抗”，他用两只拳头对握的手势比划着，“两种力量的对比，原来就是‘对抗’ 的意思。”

　　在察县，这些是不用学习的，它是儿童游戏中活生生的语言，3万使用者就是满语在今天存活的土壤。 （来源：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