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来不及照顾的地方，我们去

　　“我在九洲体育馆，忙得很，这边灾民太多，听不清楚，不和你说了。”这是四川绵阳志愿者胡开华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57岁的他，逃过了5月12日的大地震，14日却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灾民安置点，16日离开人世，成为此次地震中第一个倒在志愿者岗位上的人。

　　当胡开华在九洲体育馆忙碌时，志愿者正以一个群体的姿态从全国各地奔向灾区。

　　事实上，地震后短短几个小时，网络上就涌出了多个志愿者群，随着灾情的加重，志愿者群的数量越来越多。有媒体报道称，截至5月底，大约有20万志愿者、数百支志愿者队伍在灾区援助。仅四川省红十字会在6月3日的统计说，已组织近15.1万志愿者前往灾区。

　　有目共睹的是，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更有不计其数的网站、公司、医院、户外俱乐部乃至个人，采取最直接的自发方式，在灾区前、后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援。

　　5月14日凌晨，山东莒县洛河镇东皂湖村的10位村民，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颠簸了四天三夜，走了3000余公里，终于抵达四川参加抗震救灾。

　　出发前，10位汉子共凑了3000元钱，购买了38支矿泉水、50箱方便面，作为救灾物资给灾区带去。还在当地购买了50公斤山东大煎饼。

　　“他们忙着搭帐篷、卸物资，就连在此执勤的自贡交警，都被他们感动得落泪……”

　　同样是5月14日，江苏老板陈光标带领的120人和60台工程机械，从江苏、安徽日夜兼程，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

　　此时，人们的想法变得简单，“能帮上什么忙就帮什么。”在成都通往各个灾区的路上，挂着横幅、打着旗帜，运送物资的志愿者车队络绎不绝，甚至在狭窄的山道上造成交通堵塞。看到路旁倒塌的房屋，呼救的路人，他们停下脚步，参与营救。

　　黄成德是在5月15日天亮的时候第一次进入灾区的，经过了17个小时的星夜兼程。与黄成德同行的是由33辆货车及相关补给车组成的贵阳援川抗震救灾物资车队，“5个小时组织好的价值735万元的物资设备。”看到连绵几公里的车队进入成都，已在成渝高速路成都站入口处等候了近6个多小时的成都市相关负责人长长地舒了口气。因为就在车队抵达的一个多小时前，又一次有明显震感的余震袭击了成都市。这是震灾发生后，第一支抵达成都灾区的辖区外的地方政府援助车队。

　　黄成德是贵阳《旅游休闲报》社副总编，不过他更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做事。“我们全部的车辆和人员都系着绿丝带，我觉得绿丝带的含义就是我们民间的。” 他这样对《小康》记者表达着。

　　“绝对不能给灾区添麻烦”，在成都卸下物资后，黄成德迅速返回贵阳，随即投入到他在去成都路上策划完成的“贵阳妈妈”的爱心行动中。贵阳妈妈”爱心行动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节目中一经播出，“不到40分钟，27个省的电话就打来了，甚至身在美国、西班牙等地一些海外华人华侨也打来电话，表示也要当一名‘贵阳妈妈’。7台电话从早到晚都没有停过。”黄成德很欣慰于自己作为媒体人士所起的平台搭建的作用。仅仅2天的报名时间，“贵阳妈妈爱心行动”的参与者已超过2600人。

　　5月18日，基本没有停歇的黄成德再次进入灾区，“看看灾区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次他深入到了前线。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了自己贵阳市奥运火炬手的身份：余震中背着老太太脱离危险；在都江堰中医院拍摄时险些被余震中倒塌的7层楼房压倒。

　　“这么些年我们这个时代形成了、积淀了很多的浮躁，现在突然涌现出一个大爱、大德，深深地打动了我。”黄成德说。的确，如果没有这次灾难，也许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无形的进步是多么巨大。

　　就如美国《时代》周刊以《被唤醒的中国》为题的评论所说：“在这次危机中，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人们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慷慨精神。这是一种集体顿悟，整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在20年的经济繁荣中，他们改变了多少。”

　　“爱心同样需要管理和规划”

　　每一个活着的人，

　　每一个幸存的孩子，

　　每一个幸存的物种，

　　让我们彼此依偎着，

　　在这个星球上，好好活下去。

　　这是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写给地震中罹难和幸存的孩子们的。6月5日，在灾后第一个世界环境日里，廖晓义请来了参与一线救援的NGO负责人和众多专家学者，针对生态文明和灾区重建展开论坛。

　　“活下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活着的方式。”

　　论坛在悲鸣的箫声中展开，深入一线的专家、民间组织代表们动情讲述前方的惨烈，灾后如何让这些灾民更好地活下去成了当下最为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持久战，灾区的重建工作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张国远也是请来的嘉宾之一，他依旧穿着那件红色印有NGO字样的衬衫，眼睛仍然布满血丝，“明天一早还要赶回成都去，好多事要继续。”从灾后救援第一刻起，疲惫就始终伴随着，一刻未松。

　　“爱心需要管理和规划。我们现在爱的浪潮是非常汹涌澎湃的。但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爱心管理好的话，一个是会带来浪费，一个是会带来伤害。如果这些人撤离以后，灾区的人们也许会感到非常失落。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规划：长远的而不是近期的、有序的而不是盲目的。”从灾区回来的汪永晨说。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绿家园”的负责人、“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获得者。

　　“多背一公斤”负责人“安猪”说，从救灾的一刻起，他们就开始不断收集灾区内学校的信息。目前，他们提供了汶川、都江堰、德阳、梁平、北川、彭州、绵竹等11个地区2000多所学校的灾情信息，并联合各方力量，为受灾学校提供长期的支持服务。

　　面对地震大考，民间力量也在审视着自身。

　　张国远表示，灾后重建的主体是政府，但是，也需要有志愿者、NGO等民间力量来做一些软性服务，甚至满足一些紧急需求。“我们应该是政府的帮手”。张国远又点燃了一支烟，短暂舒缓着疲惫。

　　《小康》独家视角>>

　　夜幕降临，志愿者们与生产队的老乡们在刚刚搭建好的“帐篷村落”前合影。

　　这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抗震救灾队的队员们都来自于民间，他们驾驶自家的越野车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托运着大量的帐篷和救灾物资千里迢迢奔赴灾区，最重的一辆车重达两吨多。

　　他们一路上经过了安县、平武、擂鼓镇、河青、北川县、安昌镇被灾区的老乡们亲切的称为“帐篷军”。

　　“帐篷军”的队员们刚到灾区的时候，每路过一个生产队都要搭建几十个帐篷，到后来，前方求援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手把手的教老乡们搭建，最多的一天，跑了沿线的十几个生产队，每个队搭建五个“示范帐篷”，把老乡教会就急奔到下一个大队，解决了很多灾民的住宿问题。当记者问起他们到底去过多少个生产队的时候，被称为“高帐篷”的胖大哥憨厚的笑笑说：“我们根本就记不清了，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