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通过心理游戏安抚受灾儿童

　　永安镇第二灾民安置点，目前这里有两百多名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乡镇，一些孩子还没有找到他们的父母，互相也基本上不认识。除了一对一的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岳静玲还把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来对抗孤独和寂寞感。

　　岳静玲：心理游戏在儿童心理群体咨询中是意义重大的，它使他们产生一种归属感，比方说像在学校的感觉，因为在学校大家有那么多伙伴，他们可以随意地玩、闹，地震以后他失去了这个环境，他这种心理释放不出去，所以说让他们去玩儿，去运动，回归整体，虽然说没有了家园，没有了校园，但是他有伙伴，他有很好的感觉。

　　在游戏中，孩子们表现出了他们原本的天真与活泼，时常发出的笑声有时候会让人以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甚至有的孩子还会刻意表现出平静与坚强，其实在这种灾害面前，孩子们的反映往往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

　　岳静玲：地震灾害发生后儿童的情绪反应不像成人那么外显，成人可能会出现哭、诉说、情绪低落，但是儿童往往表现不是特别典型，他们就是以略有沉默，或者是做恶梦，或偷偷哭泣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感情，因为他们一方面看到家长这方面的情绪表现，他们觉得比较担心，然后他们就在家长面前表现地更加坚强一点，不让家长为他们担心，这个创伤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表露，他压抑下去，或者是他逃避，将来可能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其实，岳静玲自己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当年，她十五岁，地震发生后曾在废墟里被掩埋了十几个小时。回忆起三十二年前的经历，她说：地震在发生了两三天后，她才逐渐清醒的意思到究竟发生了什么，自己当时完全是麻木的，只记得母亲的哭声。

　　当年由于生活条件有限和人们普遍知识的缺乏，岳静玲内心的伤痛没有得到及时的表达和疏导。虽然几十年后，更美好的家园已经重建，但她内心这种阴影已经成为了一种看不见的痛。

　　岳静玲：我也经常剖析我自己，因为这些个性实际上在工作中、生活中带来很多不变，比方说很自卑，这个自卑时时刻刻在背着这个包袱，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总觉得缺乏一种自信，总觉得逃避好多东西，自己的心态总觉得不是处于那种很积极的，很向上的那种状态。

　　记者：但是你是地震的受害者，怎么会有这种心理？

　　岳静玲：我觉得跟那个创伤有关系，地震创伤从理论来讲，可以导致某些人格的改变。

　　岳静玲还告诉我们这样的情绪在很多唐山地震亲历者中十分普遍。

　　岳静玲：好多唐山人一直在回避地震，很少谈论自己受灾的经历，自己的感受，他就把它放心里，回避这些话题，回避一些场所，比方说抗震纪念碑，或者是地震纪念馆，好多人都从来没去过，我本人就去了一次，刚找到第一展厅我就晕了，所以说地震对唐山人的创伤是非常重的。如果说唐山进行心理干预的话，也许不会有这种情况。

　　岳静玲说这次汶川大地震触发了许多唐山市民的情绪。

　　岳静玲：好多市民看着电视流泪，然后主动去捐款，在捐款过程中手拿着钱，眼含着泪，他是一种释放，原来大家一直不谈论地震的事，就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人们相互谈论，当初我怎么样，当初我被埋在什么地方，我们家怎么样，就像我们家来讲，原来一直不谈论地震的事，因为怕引起家人的伤痛，这一次大家坐在电视机前，边看汶川大地震的报道，边谈论当初自己是怎么出来的，自己家人去世的过程，然后自己自救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对家里的情绪是一种释放，因为他已经埋藏了32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尽情地释放过，对唐山人来说是一种情绪上的解脱。

　　只有有勇气正视现实，释放恐惧，诉说痛苦，表达不安，才能让他们在日后的生活种不再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为此，救援队的队员们想出了很多办法。

　　老师：我们发现很多儿童在这种创伤的生活事件之后，他们大多表现的是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不去表达，而隐藏起来这种情绪很可能影响他们将来、今后人格的形成，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把一种情绪表达出来。你也可以看到，这些造句这些词，有些比较积极的词，也是我们想培养他们要积极地面对生活。

　　岳静玲：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话题，他们相信，经历过的人，熟悉的经验是真实的。

　　共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岳静玲不愿意看到这些孩子因为得不到有效地心理治疗而留下心理阴影，影响未来的生活。十几天的救助工作中，尽管孩子们的精神状态逐渐好转，但还是担心他们走后孩子们会受到二次伤害。

　　岳静玲：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儿童第二次心理伤害，因为有的家庭，有的父母创伤的情绪反应比较大，特别是对失去财产的家庭，他的情绪反应比较剧烈，这个情绪直接影响孩子，还有的家庭出现内部冲突，这些都影响孩子，使孩子在家里每天都觉得很胆战心惊的，看不到父母的笑脸，只看到他们唉声叹气，他们想帮助父母，又苦于没有对策。所以说他们很压抑。

　　岳静玲：通过十几天对儿童的心理咨询工作，我觉得现在很紧迫的就是学校，或者是建立一个固定的心理咨询点，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老师，可以长期地陪伴这些孩子。对这些孩子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对他们进行创伤状况的评估。

　　记者：您是心理干预治疗方面的专家，可是我刚刚听到您说到一个词就是，你对身边的人是小心翼翼的，几乎不敢去碰他们，为什么？

　　马弘：如果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话，它是需要连续提供服务，不是说我来你这个地方给你讲讲什么，带你做一个活动就能解决的，不是这样的，它有它的专业要求，比如我要先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人家信任我了人家才肯跟我说，然后提供一次服务之后，还要继续，如果按一个外科的诊疗程序来讲，就很好理解，你给人家治疗的时候，你可能一次做完手术了，把骨头接上了，定期要换药，后面还要做康复，这种服务是连续的。这次很多人感觉到了，在心理危机干预这个服务上我们连续性就不好，我们很多很多人来了，做一次跑好多地方，就是说把伤疤可能刚刚触及到，或者人家很信任你，把伤疤揭开了，你走了，后面你怎么帮他愈合上？人跟人之间也不续接，我来了，你也来了，咱俩是不是一种方法？咱俩提供的方法适不适合这一个人。

　　我国的心理危机干预起步于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那次灾难第一次出现了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的身影，2001年的5、7大连空难，我国的心理干预专家开始系统地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干预，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这次的汶川地震，全国各地的心理干预专家和志愿者对受灾群众和相关人员进行心理干预的规模和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灾难后的心理救援对我国来说仍处于发展阶段，其中如何科学地系统地长期地对受灾人群和相关人员进行心理干预仍然是需要我们总结研究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的权威机构之一，他们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派出专家团队赶到灾区为当地群众进行心理援助。他们有什么好的做法吗？